1950 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让她拿件衣服，敌人轻蔑的答应，随后，她在阳台取下一件旗袍，就是她这个举动，让敌人追悔莫及......
那年2月6日的台北，冬夜的冷风裹着压抑的白色恐怖，刮过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宿舍的窗棂，28岁的萧明华刚给三哥过完生日，桌上还留着半块没吃完的蛋糕。
敲门声响起时，她正在油灯下整理最后一批情报，那些用针尖大的字迹密写在《国语日报》稿纸背面的军事部署图，此刻就藏在旗袍内衬的暗袋里。
特务闯进来的时候，萧明华甚至没碰倒桌上的茶杯，她只是望着阳台那根晾衣竹竿，轻声说天要下雨想收件衣服。
敌人讥笑着点头，看这个文弱女教师踮脚取下那件旧旗袍，他们永远想不到，竹竿上消失的衣物是留给战友于非的死亡暗号，“竹竿无物，危险勿入”八个字，后来被国家安全部解密档案证实拯救了至少17名地下工作者。
旗袍内衬里还缝着七粒鱼肝油胶囊，每粒胶囊里都卷着台湾防御工事的微型地图，这是她用监狱医务室的碘酒和牙刷柄做的最后情报容器。
被押上囚车时，萧明华想起三个月前的雨夜，她和于非在明星咖啡馆接头，玻璃窗上的雨水把台北的霓虹灯扭曲成血色。
那位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内线刚送来《台湾兵要地志图》，标注着基隆港炮台位置和台中机场跑道长度。
这些情报在二十天后变成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沙盘，而此刻竹竿上的暗号正让于非带着最新获取的《舟山群岛防卫方案》连夜渡海。
军警的皮靴声逼近宿舍楼时，她甚至松了口气，至少同志们能看见阳台上消失的旗袍。
青岛东路的审讯室里，电椅的电流让萧明华的指甲全部脱落，特务把她的头按进水里又拽起来，逼问“台工组”名单。
她吐着血沫微笑：“我上课教《过秦论》时说过，民心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五个月的非人折磨里，她在牢房墙上用发卡刻下三十条《狱中纪事》，最后一条写着“野火烧不尽”的诗句，旁边画了株从砖缝里长出的蒲公英。
有次受刑昏迷后醒来，她发现枕边多了张字条，上面是陌生笔迹写的“全岛师生都在传您教的《东方红》”。
11月8日的马场町刑场，浓雾中传来壮行酒的泼洒声，萧明华突然挣脱宪兵冲向沙丘顶端，绑着绷带的脚踝在黄土上拖出血痕。
枪响前她喊出的口号震落了松枝上的露水，三十米外偷拍的《联合报》记者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声音让行刑的宪兵队长当晚醉倒在西门町酒馆，反复念叨‘她居然在笑’。”
而此刻的上海外滩，于非正将她的遗言交给组织，那封用牙膏皮写在《中央日报》边角的信里，最后一句是“把我埋在台湾，等红旗插过来那天”。
三十三年后，萧明华的骨灰盒被三哥藏在西装内袋里带回北京，八宝山的墓碑背面只刻了“归来兮”三个字，那是于非用当年他们接头时的暗码刀法刻的。
每年清明，总有人发现碑前摆着新鲜的白玉兰，那是台湾师范学院学生当年偷偷放在她讲台上的花。
去年台北明星咖啡馆重新开业时，九旬店主在菜单夹页印了张老照片，1949年的角落座位，穿蓝旗袍的女教师正在批改作文，玻璃杯底压着张写满音符的餐巾纸。
历史有时候就像萧明华藏在鱼肝油胶囊里的情报，看似被岁月消化，却在某个清晨突然显出字迹。
那些竹竿上的暗号、旗袍里的地图、刻在墙上的诗句，都在讲述一个真相，信仰可以比子弹飞得更远，比特务的耳朵听得更清，比马场町的浓雾散得更久。
当台北的年轻人今天在青岛东路抗议时，他们脚下的柏油路里，或许还混着当年审讯室墙皮上剥落的血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