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听闻堂弟被划为“富农”，当他回到韶山老家时，当地干部还不想让堂弟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怒道：“是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把他找来。” 毛主席回到韶山，他参观了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沿途与乡亲们见面，分享久违的亲情，然而，亲情的交流并不是如此顺畅。 在安排与亲朋好友见面的名单时，地方干部却因毛碧珠的“富农”身份，把他排除在外，这一举动，无意间触动了毛主席内心的痛点，他与毛碧珠的情感，不该因一纸“富农”的身份而被轻易隔断。 他问了三次，“毛碧珠怎么没有来？”每一次问，都透着不满和焦虑，地方干部显然感受到他的怒气，低声回答说，“毛碧珠是富农。” 这时，毛主席的反应，不仅是愤怒，更多的是对亲情的捍卫，“是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毛主席说，话语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情感的力量。 毛主席坚信，亲情应当超越一切政治标签，血缘和感情是无法被阶级身份所割裂的。 当毛碧珠最终被找到，前来见毛主席时，时间在这位已年迈的堂弟身上留下了痕迹，毛主席看着面前的毛碧珠，迟迟未能认出这个在年轻时活力四射的堂弟。 岁月不仅改变了毛碧珠的容貌，更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尽管如此，毛主席依然伸出了双手，紧紧握住了毛碧珠的手，这一刻，所有的阶级分隔似乎都被亲情的力量所打破。 毛主席没有停留在富农的标签上，而是关心起了毛碧珠的家庭情况，询问他是否过得好，身体是否健康。 毛主席与毛碧珠的重逢，虽然充满了时间与情感的割裂，但最终却是在亲情的温暖中找到了联系。 毛碧珠的经历，是许多普通人命运的缩影，他生于1895年，比毛主席小了两岁，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毛碧珠与毛主席的兄弟毛宇居一同成长。 毛宇居不仅是毛碧珠的哥哥，还是毛主席的启蒙老师，毛碧珠和毛主席自小情谊深厚，毛主席曾被他亲切地称为“三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毛碧珠的道路和毛主席渐行渐远， 年轻时，毛碧珠与毛主席一样，曾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为家人的安全，选择回乡务农。 尽管生活逐渐富裕，但毛碧珠心中依然存有对革命的思考和记挂，在他的一生中，革命的理想和家人的责任之间，始终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最终，他成了“富农”，这个身份让他成为了革命政策中的“阶级敌人”，然而，毛碧珠的富有并未改变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他依旧记得那些为革命而奋斗的岁月。 毛碧珠并没有像毛泽覃那样坚定地跟随革命的步伐，而是选择了回到家乡过普通的生活，尽管如此，毛碧珠并未完全放弃为社会公正奋斗的信念。 在看到乡里乱抓壮丁的暴行时，毛碧珠毫不犹豫地与李漱清联名写信反对，表现出他对家乡民众疾苦的关注，这种对社会公正的坚持，或许正是毛主席深知的毛碧珠内心的坚定一面。 两人重逢时的场景充满了深情，毛主席紧紧握住毛碧珠的手，眼中含着泪水。 毛主席关切地询问毛碧珠的家庭情况，得知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已去世，心中不免感到痛惜，毛主席没有停留在“富农”的标签上，而是关注毛碧珠的生活，询问他身体如何，是否过得好。 对毛主席来说，这场重逢不仅仅是亲情的恢复，更是他与家乡、与过往的一次深刻对话。 毛碧珠的富农身份成为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隐形隔阂，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无法回避的，1949年后，土改政策全面展开，毛碧珠由于拥有一定土地，被定为“富农”。 这一身份使他在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中受到了特殊对待，而富农身份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人们评价他的标准，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毛碧珠与毛主席之间的深厚感情。 毛主席并未以毛碧珠的富农身份为界限，而是坚持自己的亲情立场，毛碧珠的身份问题，反映了革命后社会对“阶级”的高度关注，然而在毛主席心中，亲情的纽带远胜过政治身份。 毛碧珠对毛主席的忠诚与感情并未因“富农”的标签而改变，他继续参与家乡的事务，关心村民的疾苦，甚至在乡里出现不公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 毛碧珠的内心并未因此被阶级划分所动摇，反而表现出他对于社会正义和人民福祉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