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三亿，我就上交！”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里，挖出一副象棋，一共有32枚棋子。专家经过鉴定之后，发现价值连城，让他上交给博物馆，但农民宁死不从。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物的处理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在中国，发现文物需上交国家，这一要求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五条指出，对在地上、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行为，以及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或名胜古迹的行为，属于妨害社会秩序，将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者还需缴纳五千至五万元的罚款。 对于文物的归属问题，中国法律明确规定，凡是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无论是农忙期间无意发现，还是刻意进行盗掘，发现文物的个人都需按照规定及时上交。若文物确实属于祖辈埋藏的财物，如古钱币或珠宝首饰，则需提供相应历史依据和证明，方能被合法认定为私人财产。如果文物具有较高历史价值，最佳做法仍是将其交由国家保护，以免触犯法规。 国外在文物归属问题上有较大差异。德国《民法典》第984条规定，长期被隐藏且无法查明所有人的埋藏物，其所有权由发现者与土地所有者各占一半。瑞士法律则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归土地所有者，而发现者可以获得埋藏物价值二分之一以内的报酬。 在叙利亚，根据《文物法》第35条和36条，意外发现文物者需在24小时内向政府报告，并保护文物不受损坏。政府机构会给予发现者一定奖励，但若未及时上报，可能面临一个月至五年不等的刑罚。各国文物归属政策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不同。在中国，文物的归属和保护强调国家主权，发现者的责任是配合保护历史遗产。
2025年初春，国家博物馆西区一间展厅内，透过防护玻璃，一副青铜象棋安静地陈列其中。展柜前，一位身着朴素的中年农民正专注地望着这副棋子，他就是这批文物的发现者龚胜汉。展柜上的文字介绍显示，这是一副来自民间的珍贵文物，经专家鉴定可能为宋代遗物。 几个月前的那个早晨，龚胜汉拿着老旧的铁锹，在自家的宅基地里挖坑。这片土地是祖辈传下来的，他打算在这里种几棵果树，想着来年能结出果子。太阳渐渐升高，他已经挖出好几个坑了。就在铁锹第N次铲进土里时，一声清脆的碰撞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起初，龚胜汉以为是碰到了什么石头，但当他弯腰查看时，泥土中露出了一个金属制品的边角。他放慢了动作，小心翼翼地清理周围的泥土。很快，一个布满铜锈的金属盒子完整地出现在他面前。盒子不算太大，但分量却不轻。 当他擦去盒子表面的泥土，打开盖子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整整齐齐地摆放着32枚棋子，每一枚都是青铜制成，表面都刻着古朴的文字符号。虽然历经岁月，但棋子的工艺之精美仍清晰可见。 就这样过了几天，县里文物部门得到消息，派来了专家。他们解释说，从造型、工艺和材质来看，这副象棋可能来自宋代，建议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将这批文物上交给国家。正是在那一刻，龚胜汉说出了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给我三亿，我就上交！＂ 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提到“蓖蔽象棋，有六博些”，但那时的“象棋”指的是象牙制成的六博棋，并非现代象棋。早期象棋由棋、箸、局三种器具组成，棋子多为象牙雕刻，包含枭、卢、雉、犊、塞等六种。箸相当于骰子，用于投掷决定棋子的移动；局则是方形棋盘。棋局模拟战斗，双方斗智斗勇，争夺胜利。
宋代象棋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在南宋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象棋活动。此时的象棋棋制更加成熟，包含“将、士、象、车、马、炮、卒”七种棋子，并出现了“马走日，象走田，炮打隔山，老将不出城，小卒不返乡”的规则，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象棋对战斗场景的模拟与智慧的蕴含。南宋象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引入了“河界”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象棋的战略性。 北宋时期，象棋逐渐融入社会文化生活。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尘后录》中记载了显仁皇后以象棋占卜国运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的象棋已有九宫布局，并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同时，宋代画家萧照的《中兴瑞应图》中也清晰描绘了象棋局，与现代象棋布局相似，反映了宋代象棋的形式基本接近于今日象棋。北宋时，小象戏逐渐演变为32枚棋子的形式，其中包含了炮棋子，盘局规格为“纵十路、横九路”，象棋开始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南宋时期，象棋逐渐成为中国象棋的现代形式，增加了士的棋子，将帅待在九宫中，规则更加完善。这一时期，象棋受到各阶层喜爱，并涌现出许多著名棋手，象棋文化更加普及和职业化。 到了明清时期，象棋在民间和宫廷均达到鼎盛。明仁宗朱高炽喜爱象棋，与状元曾棨以诗会棋，反映了宫廷象棋的盛况。诗中描绘的楚汉之界和棋子行棋规则生动形象，既展现了象棋的趣味性，也体现了当时象棋作为文化娱乐的重要地位。清代诗人袁枚则通过诗句描绘了观棋者的情感起伏，展现了象棋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