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安徽女知青于文娟，返城前夜把自己给了农村小伙：“你对我的好，我无以为报，让我们给过去一个交代吧！”谁知回城不久，她却突然消失不见，一生就此改变。 现在很多90后、00后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知青”这两个字的分量。它不是今天我们说的“去大理躺平”、“回乡村创业”那种小清新概念。在当年，对千千万万像于文娟这样的城市青年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张几乎没有返程日期的“单程票”。 于文娟，一个北京姑娘，文文静静，爱干净，估计出门还要想一下今天穿哪件“的确良”衬衫。可历史的浪潮打过来，她就被“拍”到了安徽淮北的农村。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感，一个习惯了首都柏油路和红砖楼的姑娘，突然要面对的是泥土路、茅草房，还有永远干不完的农活。 一开始的苦，是身体上的。书里那双用来翻页的手，现在要去泥水里插秧，几天下来，不起泡才怪。吃的更别提了，窝窝头、玉米糊糊，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这种苦，咬咬牙，大部分知青都能忍。 最磨人的，是那种精神上的无望感。 你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就像掉进一口深井，抬头只能看见一小片天。于文娟的很多同伴，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消磨中，眼神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就在这种绝望里，王胜利出现了。 他不是什么骑着白马的英雄，就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伙，家里穷得叮当响，话也不多。但他有那个年代农村人最宝贵的东西：实在和善良。 他看于文娟一个城里姑娘，笨手笨脚地干活，老被人甩在后面，就偷偷帮她。今天帮她把锄头磨快一点，明天在她休息时，把自己水壶里不多的热水递过去。于文娟手磨破了，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点草药，捣碎了让她敷上，嘴里还笨拙地念叨：“这个管用，俺娘说的。” 有一次于文娟中暑晕倒在田里，是王胜利背着她跑了好几里路送到卫生所。后来，也是他跑去跟大队书记求情，说于文娟身体太弱，干不了重活，但有文化，能不能让她去村里的小学当个老师？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一个农村小伙，敢为个外来的女知青出头，是要担风险，要看人脸色的。但王胜利就这么做了。 朋友们，咱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种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环境里，这种不掺任何杂质的好，分量有多重？它不是浪漫的鲜花和电影，它是一碗热饭，是一句维护，是把你从泥潭里实实在在拉一把的那股力气。 于文娟的心，就这么被捂热了。 他们的感情，就在这“一饭一蔬”里生根发芽了。没有太多甜言蜜语，可能就是田埂上并排走着，看看夕阳，就觉得心里踏实。 然而，好景不长。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知青返城的政策也松动了。这对无数知青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是盼了多少年的曙光。于文娟也拿到了回北京的资格。 王胜利看出了她的纠结。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做出了一个最“爷们”的决定，他劝于文娟走。他说：“你是城里人，你的前途在北京，不能耽误在我这儿。”他越是这么说，于文娟心里越是像刀割一样。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在返城的前一天晚上，于文娟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她对王胜利说：“你对我的好，我无以为报，让我们给过去一个交代吧！” 那一晚，不是什么冲动和放纵。我更愿意理解为，一个女性在面对命运的巨大撕裂时，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完成一场悲壮的告别，去偿还一份她觉得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 她想给这段岁月，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谁知道，命运却用这个句号，画出了一个惊叹号。 回到北京的于文娟，很快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意味着什么？是灭顶之灾，是足以压垮一个年轻女性的流言蜚语和社会压力。她母亲又气又急，让她赶紧去打掉。 可于文娟不愿意。在那个孩子身上，她能感觉到和王胜利的唯一联系，能回想起在安徽那段又苦又暖的日子。思念像藤蔓一样缠住了她。 几天后，她做出了第二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她从北京的家里“消失”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揣着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回到了那个她刚刚逃离的安徽农村。 当她挺着肚子，再次出现在王胜利家门口时，那个憨厚的男人，估计当场就懵了，然后就是狂喜。 很多人可能会说，于文娟“傻”。放弃了北京户口，放弃了返城后的大好前程，为了一个农村男人和肚子里的孩子，又回到了那个穷地方。 这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勇敢？ 在一个所有人都拼命往城里挤的时代，她选择逆流而行。她遵从的，不是旁人的眼光和所谓的“前途”，而是自己内心的那份情义和责任。 后来的故事，就像一个善意的童话。他们结了婚，生了孩子。几年后，时代变了，政策也允许了，他们夫妻俩又一起回到了北京打拼，并且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把孩子抚养成人。晚年，他们又选择回到了安徽的那个村子，安享田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