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潘玉良去世，被安葬在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墓园，可与她合葬的，不是她心爱的丈夫潘赞化，而是在她生前，给过她 20 美金的中餐馆华人老板。 墓园的石板路上，常有人对着那方刻着莲花的墓碑驻足。碑石左侧嵌着一张小小的铜质肖像，画中女子眼神锐利，嘴角带着一丝倔强，正是潘玉良中年时的模样。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莲花是她亲手选定的，像极了她在芜湖青楼时，潘赞化第一次见她时鬓边插的那朵。 那时她还叫陈秀清，被老鸨按在妆镜前逼画眉毛，却趁人不注意，把头上的珠花换成了朵从院子里掐来的野莲花。 潘赞化给她赎身那天，把一枚银质怀表塞进她手里。表盖打开，里面没有照片，只有一行小字：“良玉比德，坚贞自守”。 他带她去上海，送她进美术学校，在她因 “出身” 被退学后，又拿着她的画作找到刘海粟，拍着桌子说：“画里的骨头比谁都硬，这样的学生你不收，是美专的损失！” 那些年，潘玉良在画室里画到深夜，潘赞化总会端来一碗热汤，看她对着人体模特脸红，就笑着转身去磨墨：“艺术里没有羞耻，只有真假。” 1921 年她坐船赴法时，潘赞化在码头站成了一道影子。 轮船鸣笛的瞬间，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幅画，是前夜赶制的《芜湖夜色》，画里秦淮河的灯笼映着一艘小船，船头站着两个模糊的人影。 “等我回来”，她喊得声嘶力竭，他挥着手，怀表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颗未落的星。 巴黎的日子比想象中更冷。二战爆发后，颜料断了供应，潘玉良把被单剪成画布，用烧黑的木炭作画。 有天雪下得特别大，她缩在画室里啃干面包，门被轻轻敲响，中餐馆老板王守义抱着一摞煤块站在门口，棉袄上还沾着后厨的油烟。 “潘小姐，我看你三天没出门了。” 他放下煤块，又从怀里掏出 20 美金，钞票被体温焐得温热，“买颜料的钱，算我借你的。” 王守义成了她最忠实的 “模特”。他系着油污的围裙，在画架前一站就是一下午，讲他在马赛港当苦力的日子，讲安徽老家的麦子怎么割。 潘玉良画他粗糙的手掌，画他笑起来眼角的皱纹，画里总带着股烟火气。有次她画到一半哭了，说潘赞化送的怀表停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王守义没说话，第二天就把自己的金表拆了，把里面的零件修好了她的银怀表。“走了的人，都在时间里等着呢。” 他憨厚地笑。 最让她心碎的，是 1959 年那封寄往国内的信。她把自己在巴黎获奖的画作照片寄给潘赞化，背面写着 “盼君安康”，却在半年后收到回信，落款是潘家的侄子。 信里说，潘赞化五年前就病逝了，临终前还摩挲着她早年的画作，说 “玉良该回来了”。 那天，王守义关了中餐馆的门，陪她在塞纳河畔坐了一夜，她把怀表紧紧攥在手里，表盖磨得发亮，里面的 “玉良吾爱” 早已模糊。 晚年的潘玉良常去王守义的餐馆帮忙包包子。她的手曾握过画笔，也捏过绣花针，包起包子来竟也利落。 有次电视里播放中法建交的新闻，她突然说：“老王，我死了，就把我葬在你旁边吧。” 王守义正在揉面的手顿了顿，面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好，我给你留着地方，到时候还听你讲潘先生的事。” 如今墓园里的两抔黄土，隔得不过半米。潘玉良的碑石旁，王守义的名字刻得朴素，像他当年递过来的那碗阳春面。 常有华人来献花，有人对着潘玉良的墓碑鞠躬，说她是 “中国女性艺术的先驱”。 也有人对着王守义的名字发呆，猜不透这中餐馆老板与女画家之间，藏着怎样一段沉默的情谊。 其实答案就藏在潘玉良的遗嘱里。她让学生把潘赞化送的怀表放进棺木，又把王守义攒了半辈子的回乡旅费塞进碑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