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杀了831人，强奸和轮奸妇女34人，杀人的方式有：刺杀、斩首、纵火、摔死、活埋、解剖、射杀等。”
关于部分日军在山西残留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希望借助日军的力量抵御即将到来的解放军。而一些日本军官也希望能在阎锡山的庇护下“寄存武力”，为的是日后能够东山再起，复兴帝国。日本战败后，尽管山西的局势复杂，部分日军人员仍在当地存留，等待合适的时机。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总攻太原前夕，太原市公安接管组在榆次大乘寺成立。接管组由程谷梁担任局长，黄石山担任副局长，并设立了八个分局。在接管过程中，岗哨人员发现大门口总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徘徊不前。 出于警觉，公安人员把他叫进来询问身份。出乎意料的是，这名男子没有隐瞒，坦然承认自己是旧警察局的成员。原来，他的家乡已经解放，他也希望能够为新中国的公安局效力。这位年轻人名叫杨淮。25岁的杨淮在市公安局工作后，凭借自己精通日语的特长，被安排到外事科，专门负责管理在太原的日本人。 1949年4月，太原解放仅仅几天后的一晚，科长给了他一张字条，条上写着10个日本人的名字，都是团长以上级别的战犯。科长要求他带人立即去逮捕这10名日本战犯。当天晚上，他带领十多名武装战士，迅速前往这些战犯的住所。 在教场巷5号，杨淮用日语把河本叫了出来。河本认出了他，毫无反抗地走了出来，随后被戴上手铐，押送至日籍战犯管理所。经过一晚的行动，杨淮与队员们成功逮捕了10名日本战犯，包括城野宏、菊地修一、相乐圭二和永富博之等重要人物。
1949年的太原，寒风凛冽。军事法庭的大门紧闭，庄严肃穆的审判即将开始。法庭内座无虚席，前来旁听的群众将整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被告席上，一名身着灰色囚服的日本战犯格外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相乐圭二，他的出现让整个法庭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 当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相乐圭二站起身来。他的声音不大，却在寂静的法庭内格外清晰：＂我在中国杀害831人，强奸和轮奸妇女34人。＂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不寒而栗。随后，他开始陈述自己的犯罪手段：刺杀、斩首、纵火、摔死、活埋、解剖、射杀等等。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从他口中平淡地说出，仿佛只是在诉说日常琐事。 当解放军接管太原后，在清查俘虏时意外发现了这位昔日的日军军官。按照正常情况，像相乐圭二这样的战犯在抗战结束后就应该受到审判。但他却成功地隐藏了身份，混入了国民党军队，甚至在晋绥军中担任要职。 这种现象在当时并非个例。为了巩固统治，国民党当局竟然不惜与侵略者合作。就连臭名昭著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也曾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军事顾问。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相乐圭二得以顺利加入晋绥军，并在阎锡山的麾下效力。 最令人愤慨的是，1964年，这个战犯竟然得以返回日本。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甚至还公开炫耀自己的＂战绩＂，完全没有悔改之意。这种态度不仅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也反映出军国主义思想在某些日本人心中仍未得到清算。
为了欺瞒美国和中国中央政府的观察员，阎锡山采取了许多手段来掩盖日军的武装力量。白天，他公开举行受降仪式，展示解除山西日军的武装，而晚上，他却悄悄命令将武器归还给日军。据一些曾加入阎锡山部队的日本人回忆，阎锡山对他留用的日本兵，除了双倍发放工资外，还给他们晋升了军衔，其中不少人被晋升为少尉和中尉。 然而，随着解放军的推进，阎锡山控制的地区局势急剧变化。到1949年初，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日军雇佣兵部队已经损失惨重，总兵力仅剩不足3000人。当解放军攻占太原时，残余的日本雇佣兵人数更是少得可怜，已经不足200人。 那些幸运生还的日本雇佣兵返回日本后，却面临着极为困苦的境地。日本政府以“因个人原因志愿留在中国作战”为由，拒绝为这些人提供战后应得的“恩给补偿”，这些曾为日军效力的士兵最终过上了贫困潦倒的生活。在日本，他们被称为“蚂蚁士兵”，饱受冷落与遗弃。 1954年9月，奥村和一终于得到了可以回国的通知。他激动万分，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他想象着自己离开日本已有十年之久，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家人们是否安好。奥村和一与其他一些有相同遭遇的士兵一起乘坐了“兴安丸”，航行至舞鹤港。当他们抵达后，迎接他们的却是日本政府冷冰冰的态度：他们被告知不再是军人，而是“现地除役”人员，即他们已经不再属于现役军队，不能算作复员兵，只能像普通公民一样回到家乡。 多年后，一些“残留日军”的老兵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获得军人待遇，尤其是养老金和年金。最终，日本高等法院认定这些日军官兵属于“自愿残留”，因此无法改变他们已经复员的事实。在阎锡山与日方的协议中明确规定，参加“残留”的日军官兵被视为退役人员，不再是现役军人。因此，尽管一些人因受到欺骗或胁迫而留在中国，他们的身份已发生改变，无法再被视为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