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邓小平视察兰州504厂，一家对外绝密的铀浓缩工厂，在车间角落，他看见一个穿工装的女工，随即一愣，走上前问：“你怎么在这儿？”对方低声说了句：“执行任务，”邓小平愣住了，这不是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戴大红花的女科学家王承书吗？怎么跑到戈壁滩当起了无名工人？ 这位让邓小平都感到意外的女工，就是王承书，而她的人生起点，跟戈壁滩上的工人形象，实在差得太远。 1912年，王承书出生在上海的书香门第，在那个女性读理工科被视为异类的年代，她偏偏就一头扎了进去，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她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校方也是破例招收了她这个已婚的中国女学生。 当时物理学界普遍觉得，女人搞不了理论物理，王承书没多废话，直接在信里写道：“我愿意用行动证明女生也能搞好理论物理。” 她不但做到了，还做得好得出奇，她和导师乌伦贝克共同提出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WCU方程），被权威期刊登在首页，一举奠定了她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那时的她，前途一片光明。 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她心里那团回国的火再也压不住了，当时美国正想方设法扣下中国的科学家，回国路变得异常艰难，王承书和丈夫张文裕不得不辗转欧洲，这一等，就是整整七年。 这七年里，她只有一个信念：带着资料回国，报效祖国！她想尽办法，把三百多箱珍贵的学术资料分批悄悄寄回国内，她清楚，这些笔记、文献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有多重要，一张纸都舍不得丢，这些资料，后来也确实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打下了底子。 回国后，王承书本可以在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安稳地做研究，享受声誉和优待，可谁也没想到，她很快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1961年，一纸密令摆在她面前：国家原子弹研制遇到了瓶颈，急需她去搞最关键的铀同位素分离技术。 她没问待遇，也没问前途，只说了一句：“我愿意。” 从此，王承书从学术界“消失”了，连她丈夫张文裕，也只收到一封短信，说她调动了工作，地方很远，暂时不通邮。 在戈壁深处的504厂，昔日那位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彻底换了个人，她穿上工装，住进简陋的招待所，和工人一起擦机器、抬设备，身上再也看不到科学家的光环，当时的情况有多糟？ 苏联专家撤走，留下一堆看不懂的俄文图纸和半成品，王承书不懂俄语，就抱着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带着年轻研究员们硬是把分离膜的理论公式推导了出来，打破了苏联专家“你们的机器只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的断言。 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所有数据全靠手算，她和几个女研究员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就挤在宿舍里，点着昏暗的灯算，计算用的稿纸堆满了三间屋子，戈壁滩的风一刮就满天飞，她们就用砖头压着；一停电，就点上蜡烛接着算。 1964年1月，中国第一批合格的高浓缩铀终于提取成功，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三个月，这意味着“两弹”最核心的材料瓶颈，被他们这群人硬生生攻克了，三个月后，便有了邓小平视察时那场意外的重逢。 即便被认了出来，王承书也只是淡淡一笑，坚持说功劳是集体的，直到1978年整理“两弹一星”功勋档案时，她的名字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官方记录里，面对迟来的荣誉和奖金，她婉拒了个人署名，奖金也分文不取，全部捐出。 她的“低调”贯穿了一生，1973年，她又带头开创了中国激光同位素分离研究，带着几个人从零干起，五年后就做出了技术指标超过当时日本公开数据的实验装置，成果交上去，署名栏里依旧没有她的名字。 晚年的王承书，生活简朴到近乎苛刻，她住在没空调的老宿舍，用着几十年的旧电器，自1961年入党后，她每月都交200元党费，剩下的钱大部分也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和同事。 丈夫去世后留下的十万元遗产，她一分没留，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西藏建了一所“文裕小学”。 1994年，王承书病重，医生建议用一种600元一支的进口药，她没钱，只是开玩笑说：“你看我这双眼睛还值6000块吗？”最后坚持用了国产药， 临终前，她留下遗嘱：遗体捐献，存款全部上交，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虚度八十春秋，愧对党与人民。” 在戈壁滩的风里，那个一手按着稿纸，一手握着铅笔演算的瘦弱背影，成了同事们记忆中最深的画面。 信息来源：新浪军事--中国这位女专家鲜为人知 为造原子弹隐姓埋名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