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天津400名警察前往大邱庄进行抓捕罪犯任务，村支书竟恶意包庇，不仅煽动群众构建防御工事对抗，还威胁领市县领导说：“会不会发生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禹作敏本应成为历史上值得记载的功臣。他曾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将一个贫瘠的盐碱地村庄，发展成了年产值高达百亿的“中国首富村”。在1992年，这个年产值100亿的目标，堪称惊人的成就。作为这个变化的最大功臣，禹作敏的名字一度为人称颂。 然而，禹作敏的故事并非单纯的成功传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逐渐变成了“土皇帝”，并且随着权力的膨胀，最终迷失了本心。曾经富裕的大邱庄，也因为他的统治，成为了令人恐惧的地方，充满了刁民与混乱。 在1990年，禹作敏搬进了后来人们称为小“中南海”的豪华小洋楼。这个房子周围墙壁用琉璃瓦装饰，入口处有一个登记的“传达室”，门前总是有警卫值守。甚至在他外出时，常常会有8名保镖随行保护，此外，还专门成立了一支治安队，进一步强化他的个人防护。2015年，庞忆和张畅采访过大邱庄当地的居民，虽然禹作敏早已去世，但他的两层楼别墅和九龙壁仍然存在。 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天津市技术监督局第15监测站的副站长杨先生曾表示，禹作敏的行为可以说充满了“家族式”的特征。杨先生提到，禹作敏甚至在自家建筑中修建了一个九龙壁，这在清朝时期，只有皇帝才能拥有，这样的举动无疑让他展示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至今成谜。虽然他常以廉洁自居，但知情者表示，他的财富数额之庞大，远超表面看上去的清贫。1992年，他在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两个儿子每年薪水为70万，而禹作敏本人，也同样收获着巨大的个人收入。
1993年2月的一个清晨，天津市郊区一片寂静被打破。一支由400名警察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伍正在向大邱庄驶去。这支队伍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抓捕藏匿在大邱庄的四名重要犯罪嫌疑人。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开展，市县两级领导走在了前头。他们希望通过与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的沟通，获得配合。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在办公室里，这位曾经带领全村致富的村支书用一种近乎蔑视的态度，表达了他的拒绝。他不仅煽动群众构建防御工事对抗，还威胁领市县领导说：“会不会发生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大邱庄的地理位置本就易守难攻，加上村民们又用拖拉机和大型车辆堵住了主要道路，整个村庄俨然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各个路口都有村民轮班把守，任何陌生车辆都无法靠近。这种场面，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极为罕见。 很快，上级部门直接与禹作敏取得联系，要求其必须配合警方工作。这时的禹作敏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配合。他爽快地同意了警方进村，还主动提供便利。原来，在之前的混乱中，他已经安排人将涉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秘密转移出了村子。 这次行动失败后，专案组也没有放弃。通过长达一个月的细致调查，排查了800多条线索，最终将四名逃犯抓获。最终，法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等多项罪名，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自1979年至1990年，禹作敏对农业的投资累计近4000万元。到1990年底，大邱庄的农业机械已增至2577台，总动力达到64894马力，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140万公斤增长至350万公斤，增长幅度达1.5倍，较1949年34万公斤的产量增长了9.4倍。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工农业改革，禹作敏曾提出过一番话，希望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他曾对自己的搭档说道：“丑话咱说在前头，新的领导班子里，每个人都要按我的调子来，不按我的调子，就一个也不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禹作敏的行事风格逐渐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很多与他接触的人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清楚自己到底在与谁对话。一些来自北京的作家曾兴致勃勃地来大邱庄采访，但禹作敏根本不见面，他让人转告：“要写就写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接着，他补充道：“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到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负过她。愤怒的禹作相纠集一帮人暴打刘金会，随后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答应道：“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4月11日，禹作相和他的同伙将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住，开始了暴力殴打。 刘玉田求饶无效，最后在暴力下死亡。尽管禹作敏在幕后策划并试图使罪犯逃脱法律制裁，但七名凶手最终还是被依法逮捕并判刑。对此，禹作敏心中不满，认为司法机关未能给他“面子”。此后，禹作敏在大邱庄开展了一系列非法行动，试图挑战司法机关的权威。面对这种局面，刘玉田的三个儿子被迫逃离了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了近三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