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的暴行已广为人知,但鲜少有人知道,在它不远处,驻扎着一支同样残忍却更加隐秘的“兄弟部队”:关东军100细菌部队。
如果说731是“死亡工厂”,那么100部队就是一座精心设计的“生物地狱”。
当731用速效病菌制造瘟疫时,100部队却在培育能摧毁整个牧场的慢性毒株;
当731研究如何杀人时,100部队专攻怎样让土地十年绝收……
这支被刻意遗忘的恶魔部队,留下的不仅是尸体,更是一片片被诅咒的土地……
长春市郊,孟家屯。
1936年8月1日,一块崭新的牌子挂在一处戒备森严的营地大门旁——“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
远处传来几声军马嘶鸣,身着白大褂的“兽医”们进出忙碌。
附近的村民偶尔会看见卡车运来成群的牛羊,空气中飘荡着消毒水的味道。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甚至带着点“科学”的体面。
然而,这层薄薄的伪装之下,一只比731部队更为阴鸷、目标更为灭绝人性的恶魔已经悄然诞生——侵华日军第100细菌部队。
它直接听命于关东军司令部,与731平起平坐。
当731专注于在活人身上探索“人体极限”和高效杀人术时,100部队的“使命”,冰冷、清晰、恶毒到了极致:让中国人亡国灭种。
为何说100部队的目标是种族灭绝?
答案就藏在其“军马防疫”的伪装和它真正研究的武器之中。
731的细菌武器,如鼠疫、炭疽,目标直接是人。
而100部队的“专业领域”,是研发能通过动植物大规模传播的细菌武器。
他们培育的是能在人、畜、农作物间交叉感染、循环往复的特种病菌。
如果他的目的真的实现,那么当日军飞机飞过肥沃的华北平原,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携带特种病菌的昆虫、污染过的谷粒、或者感染了牲畜瘟疫的动物。
结果就会造成:稻田染上无法救治的恶疾,禾苗枯死,颗粒无收。耕牛、骡马等赖以生产的牲畜成批倒毙于瘟疫。
当被抛洒了病毒的土地上的农民在接触病畜、食用污染粮食或饮水后,感染上致命的、且能在人际传播的变种疾病(如人畜共患的鼻疽、类鼻疽、炭疽变种等)。
这绝非普通的战争行为!
这是精心设计的、针对一个农业文明根基的灭族陷阱。
如果继续耕种,农民会接触污染的土壤、病死的牲畜,感染致命病菌,整个家庭乃至村庄在疫病中消亡。
如果放弃耕作,农民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口粮和牲畜,在饥荒中活活饿死,易子而食。
无论选择哪条路,结局都是死亡和族群的崩溃。
这就是100部队的终极图景——通过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农业生态基础和环境,让这片土地不再适合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最终实现彻底的种族清洗。
他们践踏所有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约,所追求的不是军事胜利,而是对一个民族的物理性抹除。
如果说731部队的实验室充斥着“科学家”们变态的“创造力”,那么100部队的运作则更像一个高效、冰冷的死亡流水线。
100部队的残忍,在于将大规模屠杀变成了标准化的工业流程。
在他们活体实验的“流水线”上,被掳来的中国人、战俘,在100部队的编号体系中,只是等待处理的“原材料”。
据安藤净太郎(陆军兽医少尉,战后供述者)回忆道:“他们(实验体)被固定在架子上,像处理动物一样……用不同的细菌,不同的剂量。”
实验手段机械而多样:强行将高浓度菌液吹入鼻腔;在食物中混入病原体;直接静脉注射;将实验体绑在距细菌炸弹不同距离的位置引爆,以精确测量杀伤范围……效率是唯一准则。
无论实验体是否出现感染症状,结局早已注定。
那些“成功”感染的,会被立刻进行活体解剖,观察内脏病变,制作成标本。
而所有实验体,在榨取完“数据价值”后,统一被注射毒剂处死,如同处理实验完毕的豚鼠。
如此高效的屠杀,很快带来了“后遗症”——三座焚尸炉的吞吐量远远跟不上“生产”速度。
于是,更“便捷”的方式被采用:将成堆的尸体直接抛入巨大的深坑,与那些同样死于实验的染疫牲畜(牛、马、羊)混合掩埋。
1949年春天,长春郊区农民在挖掘牲畜掩埋场寻找马骨作肥料时,铁锹下翻出的却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人骨!
这触目惊心的“万人坑”,仅仅是100部队罪恶冰山之一角。
仅在其核心实验室内部,被有计划残害的同胞就至少三万五千人!
100部队的恐怖远不止于孟家屯的“总部”。
它更是一个恶魔的孵化器和培训中心。
吉林市,另一支代号“513”的细菌部队在当地肆虐,罪行累累,令百姓恨之入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支凶名赫赫的部队,竟然只是100部队培养出来的“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