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条常被视作“王牌证据”，然而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纸借条起诉，未必能赢得官司。以2024年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为例，许某手持8万元借条主张债权，却因无法证明款项实际交付而遭驳回；同一年，北京丰台法院在曹路案中，对包含30万元现金交付的85万元借款予以支持，关键就在于出借人提供了合理说明并形成证据链。两起案件结果迥异，折射出借条背后严谨的法律逻辑与证据审查标准。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未实际收到款项的，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这意味着，借条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而“款项是否实际交付”才是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核心。例如，2023年姚安县法院审理的一案中，金某手持24.4万元借条起诉，但无法提供转账凭证或取款记录，且其关于资金来源、催收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法院认为，借条出具15年却从未催收，明显违背生活常理，最终因无法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裁判要义：即使借条真实有效，若出借人无法举证证明已完成资金交付，仍可能承担败诉风险。

现金交付因缺乏直接转账痕迹，成为民间借贷案件中常见的争议焦点。法院在审查时，重点围绕交付的“合理性”展开。

《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即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资金交付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

支持案例：在2024年北京丰台法院曹路案中，借条明确载明30万元为现金支付。尽管借款人否认，但法院结合出借人从事工程承包的职业背景、资金来源为工程款收入，以及双方存在多次现金往来的交易习惯，认定现金交付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

否定案例：西固法院2024年张某案中，原告主张20万元系现金出借，但无法说明资金来源，对交付时间、地点等细节的陈述也前后矛盾。法院认为，作为普通工薪阶层，家中常备20万元现金不符合常理，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未支持其主张。

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法院通常从四个方面判断现金交付是否属实：

1、出借人的经济能力与所借金额是否匹配；

2、交付场景、时间、地点是否具体可信；

3、双方关系与交易习惯是否支持大额现金借贷；

4、是否有合理解释及间接证据（如取款记录、收入证明）形成证据链。

为规避仅凭借条难以胜诉的风险，出借人应在借贷过程中主动构建多层次证据体系，确保“合意+交付”双重要件均有据可循。

1. 规范书写借条，强化“合意”证明力

除写明借款金额、利率、期限外，应明确标注交付方式；

建议加入“上述款项已实际收到”并由借款人签名捺印，强化交付事实的推定效力。

2. 大额借款优先采用银行转账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明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的，应举证证明。

转账时备注“借款”，保留转账回执，形成无可争议的资金交付记录。

3. 现金交付需留存间接证据

保留取款凭证、账户流水等证明资金来源和取现能力的材料；

如为多笔或续借，应重新出具借条并收回旧条，避免凭证混乱。

4. 重视催收记录，巩固债权主张

定期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可留存痕迹的方式进行催收；

持续、合理的催收行为既可中断诉讼时效（《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为三年），也有助于法官形成借贷真实性的心证。

借条虽是民间借贷中的重要凭证，但其证明力并非绝对。司法实践中，法院始终围绕“借贷合意+实际交付”这一法定要件进行审查。出借人需树立证据意识，在借贷发生时即注重保存交付凭证、资金流向记录及催收证据，构建完整证据链。唯有如此，方能将借条从“一纸约定”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权利保障”，在纠纷中掌握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