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在越南关押 6 年的 “叛徒” 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指着鼻子骂他是卖国贼，上级的审查也步步紧逼。直到一个神秘人的出现，让他突然对往后的日子有了底气。 医院的玻璃窗碎片还散落在地上，汪斌的手腕缠着厚厚的纱布，血渍透过白布渗出来，像极了 1984 年老山战场上，副连长胸口的血迹。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耳边又响起战友的骂声：“卖国贼！” 这三个字比越南战俘营的电刑更让他难受。 六年前那个下午，他拉响手榴弹的瞬间，以为自己会像个英雄一样死去，却没想到会以 “叛徒” 的身份活着回来，体重只剩下 37 公斤，连站都站不稳。 1984 年的老山战场，硝烟把太阳都染成了暗红色。汪斌接过连长牺牲前递来的指挥旗时，手心被旗杆烫得生疼。 作为 118 团 2 连副指导员，他带着剩下的战士在丛林里穿梭，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 突围成功后，他回头望了一眼阵地，副连长的遗体还躺在那里，“必须带他回家” 这个念头像火苗一样窜起来。就是这个决定，让他撞上了越军的巡逻队。 腿部中弹倒地的那一刻，汪斌朝着 70 米外的战友嘶吼：“开枪！打死我！” 战友的枪口抖了抖，始终没扣下扳机。 他咬着牙拉开手榴弹的引线，却被一记枪托砸在后脑勺上，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失去意识前，他的手在石缝里摸索，把指挥机塞了进去 —— 那是部队的机密，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越南战俘营的铁笼比狗窝还小，汪斌只能蜷缩着身子，每天被冷水浇三次，电刑的电流让他浑身抽搐，牙齿咬得咯咯响。 他绝食抗议，看守就撬开他的嘴灌米汤，米粒从嘴角漏出来，和血混在一起。 有天夜里，他摸到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石头，从此每天用指甲抠、用牙齿咬，花了一年多时间挖出个洞。 越狱那天，他光着脚在丛林里跑，离中国大使馆只有一条街时，却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路边，被抓回去打得半死。 1990 年作为最后一批战俘交换回国时，汪斌瘦得像根柴火棍，可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那张被越军强迫拍下的 “认罪照”。 照片里的他低着头，嘴角带着血迹，眼神却透着倔强。审查人员把照片拍在他面前：“说！你在越南都干了什么？” 他想解释，却没人信。 家人因为他抬不起头，昔日的战友见了他就吐唾沫，连医院的护士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就在他打碎玻璃划向手腕的那一刻，病房门被推开了。“我来看你，就代表组织相信你。” 陈知建的声音不高，却像惊雷一样炸在汪斌耳边。这位开国大将陈赓的儿子，时任第 14 集团军步兵 40 师副师长，手里拿着一叠文件。 “48 号高地收复了，副连长的遗体找到了。” 陈知建把一张照片放在他面前，照片里的遗体旁，放着汪斌当年塞进石缝的指挥机。 一同被俘的战友也来了，红着眼眶说：“汪副指导员在越南受审时，当着敌人的面喊‘打倒侵略者’，被打得满嘴是血。” 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也摆在桌上：越方录像里他脖子上的勒痕是外力按压所致，所谓的 “供词” 根本不是他的笔迹。 汪斌看着这些证据，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六年来的委屈像决堤的洪水。 1993 年汪斌转业那天，陈知建把一枚三等功奖章挂在他脖子上。“这是你应得的，1984 年带领部队突围，有功。” 奖章的分量很轻，却压得汪斌直不起腰。他摸着奖章，想起战俘营里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骂他 “卖国贼” 的战友，想起副连长牺牲时的眼神。 离开部队时，汪斌回头望了一眼营区的红旗，阳光照在上面，红得耀眼。 他知道，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但至少，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副连长：“我没给你丢脸，也没给国家丢脸。” 后来有人问他恨不恨那些误解他的人，他只是摇摇头：“在战场上，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哪还有力气恨。” 这个从地狱爬回来的硬汉，用六年的坚守证明了自己。就像陈知建说的：“真正的英雄，不是不会被打倒，而是被打倒后，还能挺直腰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