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那年，中国文坛和影坛都处在蓄势待发的状态，那时的张艺谋还是个刚转行做导演的摄影师，莫言也还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两人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一次会面，意外促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红高粱》。
当时张艺谋直截了当提出用800元买下改编权，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80年代确实能买头壮实的耕牛。
莫言后来回忆这事时说，他压根没把版权费当回事，只觉得有人愿意把他的小说搬上银幕是件好事。
80年代正是中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创作者们憋着一股劲要打破条条框框。
张艺谋拿着《红高粱》小说找莫言时，口袋里就揣着800块制作经费，那已经是西影厂能给的全部家当。
莫言后来在采访里笑谈，当时要是知道张艺谋能把这小说拍成经典，就该多要几头牛的价钱。
不过他也承认，正是这种不计较的纯粹，才让那个年代的文艺创作格外有生命力。
《红高粱》电影最终成本其实花了70多万，这在当时算得上巨额投资，张艺谋带着剧组在山东高密种了上百亩红高粱，光是等庄稼长出来就耗了半年。
正是这股偏执的认真劲儿，让原著里那片充满野性的高粱地真正活了起来。
电影里巩俐和姜文在高粱地里狂奔的镜头，后来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莫言去片场探班时都惊着了，说他笔下的世界被张艺谋改编得比原著还生猛。
这部电影在1988年柏林电影节拿下金熊奖，是中国电影第一次摘得世界三大电影节最高荣誉。
德国评委们被片中浓烈的色彩和原始生命力震住了，有评委说这电影"像喝了六十度的高粱酒"。
张艺谋用镜头语言把莫言小说里的魔幻现实主义拍出了土腥味，那些颠轿、酿酒、打鬼子的桥段，既带着黄河故道的野性，又透着对自由生命的礼赞。
回头看这场800块的交易，其实暗合了80年代文艺创作的某种本质,那时候的创作者不太计较眼前得失，更在乎作品能不能捅破天花板。
莫言后来在《生死疲劳》里写："好东西都是野生的，家养的没劲。"不可否认的是，这话放在《红高粱》的创作过程特别贴切。
张艺谋把莫言小说里那种不管不顾的生命力，用电影语言放大成了银幕上的惊雷。
如今影视版权动辄千万起步，反而难再见到《红高粱》这样的神作，莫言曾说现在的导演找他谈改编，开口就是市场预期、票房分成，听得他直犯困。
张艺谋后来回忆，拍《红高粱》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小说里的魂儿揪出来，根本没考虑过获奖或者票房。
这种纯粹或许才是创作的本真状态，就像高粱地里长出的苗子，越是没人管，长得越欢实。
三十多年过去，《红高粱》里的唢呐声和高粱酒香依然飘在中国电影的记忆里，那800块钱买下的不只是部小说的改编权，更是一个时代的创作激情。
现在回头看，这笔交易最金贵的不是版权费的数字，而是两个愣头青对艺术的赤诚。
就像莫言说的，好东西都是野生的，当年的《红高粱》就是野地里长出来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