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陈毅夫人张茜病重弥留之际，盯着三个儿子只说了一句话：“妹妹不出嫁，你们谁也别分家！”一句话震住全场，也彻底改变了陈家兄妹此后几十年的命运。 外交部文件桌上那本旧词典，纸张泛黄，封面磨损，扉页却极其干净，上面用钢笔写着八个字：“外交无小事，一词千斤重，”这本词典的主人是陈珊珊——一位在国际谈判桌上沉稳从容、被誉为“字斟句酌型外交官”的女性。 那枚笔迹清晰的批注，来自她的母亲张茜，几十年前，这本词典曾被母亲悄悄塞进行李箱，那时，陈珊珊刚获准赴英国留学，准备踏上命运全新的一段旅程，词典最初是战前旧版，由张茜从上海一家旧书店托人寻得，书页边角磨损，扉页夹着母亲写满批注的便签，对她来说，这本字典不仅是语言工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嫁妆，也是一份精神托付。 张茜是陈毅元帅的夫人，也是一位深谙文字分量的革命女性，早年在延安时，她便担任翻译工作，后来又参与出版与文艺事务，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她深知语言的精准不仅关乎表达，更关乎立场、态度乃至国格，因此，她对子女，尤其是女儿的语言训练近乎苛刻，陈珊珊小时候拼错五个英文单词，母亲便要求她抄写整本词典，不是惩罚，而是训练记忆与细节意识，她始终认为，外交不是舞台，而是战场；词汇不是装饰，而是武器。 陈毅与张茜育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之后才得了陈珊珊，夫妻俩视若掌上明珠，早在女儿年幼时，张茜便让她学习钢琴与芭蕾，原本希望她走艺术之路，但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线急需有语言天赋又有文化背景的年轻人，陈毅便极力主张女儿学外语，夫妻二人并未强行决定，而是让女儿自行取舍，陈珊珊最终选择了英语，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命运，也延续了家族的使命感。 1971年，陈毅病重，临终前，他仍然关心女儿的学业，病床边，他让张茜从枕下拿出一本磨旧的英语教科书递给女儿，这是他们特意为她准备的留学资料，陈珊珊接过书时，父亲已无法言语，只是轻轻点头，三个月后，陈毅去世，张茜强忍悲痛，继续整理丈夫的遗稿，完成他未竟的文化工作，她以一种极其克制的方式表达哀思，白天照常出勤，夜深人静时才独自落泪。 次年，外交部安排陈珊珊赴英深造，张茜没有阻拦，虽知自己已患肺癌，却坚持不告诉女儿病情，她认为，女儿的前途比一时团聚更重要，临行前夜，她悄悄将珊珊行李里的旗袍换成了列宁装，又一件一件叠好毛衣，她知道英国湿冷，毛衣要贴身穿，送别那天，她没有落泪，直到列车开动，才在月台边追着喊：“每月要寄平安信！”那时正是初春，北京的柳絮在空中飘荡，一缕缕地落在她早已花白的鬓角上。 珊珊在伦敦的生活并不轻松，一边攻读语言证书，一边克服思乡之苦，她每月一封航空信寄回北京，信封上贴着伊丽莎白女王头像的邮票，张茜将这些信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病床边的枕下，有时还会轻轻抚摸信封的边缘，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却坚持不让儿子告知妹妹真相，她说，不能让孩子半途而废，机会难得，不能因为她而耽误。 病重的最后几个月，张茜常常对着墙上那幅世界地图出神，手指停留在英伦三岛上良久，她不再参与任何工作，只是静静地等待，有一次醒来，她第一句话便问护士：“今天收着信没？”其实那封信早已到了，就压在她的枕下。 1974年春，张茜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她叫来三个儿子，在病历背后写下遗嘱，写到“待珊珊成婚，方可分家”时，钢笔忽然断墨，儿子欲取墨水，她却摆摆手，用指甲在“婚”字旁深深划了一道痕，这道划痕，后来被完整复刻在她的墓碑背面——不附文字，只是那道指甲刻下的痕迹，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坚持。 她去世后，陈珊珊仍在英国攻读同声传译证书，未能赶回，直到几年后珊珊学成归国，才从兄长口中得知母亲的病情与遗愿，那天，邓颖超亲自到机场接她，在返回的吉普车上，她接过母亲留给她的一块绣帕，绣着一枝梅花，帕角的线迹微微发黄，她将这块帕子缝入了自己的婚纱内衬，婚礼那天，三个哥哥遵照母亲遗愿正式分家，老大将那支断墨的派克钢笔交给了妹夫。 钢笔、词典、绣帕，这些物件传递的，不只是家庭记忆，更是一种家风的延续，数十年后，陈珊珊成为出色的外交大使，参与多场重要谈判，她在谈判桌上总会摆一本文本对照的词典，还保留着翻阅时用指尖轻敲封皮的习惯，有一次中美会议陷入僵局，她默默翻开词典，将扉页推到美方代表面前，对方翻译读出那句批注，“一词千斤重”，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随即响起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