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一个女犯突然摔倒，刘石人正要扶她，看守却走了过来，他只能大骂：“找死啊，差点撞到老子了！” 刘石人是渣滓洞的中校狱医。这天，渣滓洞女牢有人生了病，看守就叫来了刘石人，让他去女牢看病。 女牢中，有个叫胡其芬的地下党员见刘石人来了，就准备了一张纸条。等刘石人进入女牢，胡其芬就主动上前，还故意撞了刘石人的那一瞬间，胡其芬就把一张纸条塞进了刘石人的口袋之中。 刘石人的心“咯噔”一下，口袋里的纸条像块烙铁，烫得他手心冒汗。他强装镇定，弯腰给“生病”的女犯搭脉，指尖触到对方冰凉的手腕，却能感觉到她脉搏里藏着的紧张——那是同一种频率的心跳，在铁窗的阴影下悄悄共振。 “发烧，开两副退烧药。”他在处方单上潦草地写着，眼睛却瞟着门口的看守。那看守叼着烟，斜着眼打量女牢，皮靴在水泥地上蹭来蹭去，像头随时会扑上来的野兽。刘石人写完药方，抓起药箱转身就走，胡其芬那句“多谢医生”飘过来时，他的后颈已经沁出了冷汗。 回到医务室，他反锁房门，从口袋里摸出纸条。纸条是用草纸撕的，边缘毛糙，上面的字是用烧焦的火柴头写的，歪歪扭扭却很用力：“女牢断粮三日，十人患痢疾，需奎宁。速告外。”末尾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那是狱中党组织和外界联络的暗号。 刘石人捏着纸条，指节泛白。他来渣滓洞当狱医，本是想混口饭吃。抗战时他在后方医院救过伤兵，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派到这里。起初他只当是份差事，每天给狱友拿些不痛不痒的药，对看守的打骂装聋作哑。可上个月，他亲眼看见一个年轻人被打得血肉模糊，只因唱了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孩子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死不闭眼，他夜里就总做噩梦。 “奎宁……”他喃喃自语。这种治痢疾的药，库房里有，可看守看得紧，少一片都要登记。他打开药箱，里面的纱布、碘酒摆得整整齐齐，最底层有个夹层，是他藏私房钱的地方——现在，那里或许要藏更重要的东西。 第二天，他借口“药品受潮需要晾晒”，缠着看守打开库房。看守不耐烦地踹了他一脚：“快点，别耍花样！”他在货架前磨蹭，趁看守转身点烟的功夫，飞快地抓了两小瓶奎宁塞进白大褂内袋，又把那张纸条折成小方块，塞进药瓶的标签后面。 下午给男牢送药时，他路过放风场，看见一个叫“老陈”的杂役在扫地。老陈是地下党的外围联络员，这是他之前从狱友的眼神里猜出来的。他故意把药箱往地上一磕，药瓶滚出来，奎宁瓶正好落在老陈脚边。“瞎了眼啊！”他骂骂咧咧地去捡，老陈弯腰帮忙，两人的手碰到一起时，老陈的指尖在他手背上敲了三下——那是“收到”的暗号。 日子一天天过，刘石人的心总悬着。他怕被发现，夜里总惊醒，摸一摸枕头下的手术刀——那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真被抓住了，死也不能当叛徒。可他更怕，怕外面收不到消息，怕女牢的同志真的挺不过去。 一周后，老陈趁送开水的机会，塞给他一块窝头，里面夹着张更小的纸条：“药已收到，外筹粮，勿急。”他咬着窝头，粗糙的面渣剌得嗓子疼，眼里却有点发热。原来，那些被铁链锁住的人，那些在酷刑下不低头的人，不是孤军奋战。 1949年8月，重庆开始解放的传闻越来越多。看守的脾气变得更坏，动不动就开枪示威。一天，胡其芬在放风时故意和他“相撞”，这次塞给他的纸条上只有三个字：“盼黎明。”他看着胡其芬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恐惧，只有亮闪闪的光，像黑夜里的星星。 后来，渣滓洞的枪声响起时，刘石人正在医务室整理药品。他听见女牢传来口号声，听见枪声密集得像爆豆，就把所有的奎宁、磺胺都往口袋里塞，想冲过去。可看守用枪指着他的头：“老实待着，不然打死你！”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浓烟从女牢的方向冒起来，心像被生生剜掉一块。 解放后，刘石人找到接管渣滓洞的同志，交出了那些没来得及送出的纸条。他指着胡其芬的名字说：“她传递消息时，手在抖，可眼睛一点都不抖。”有人问他：“你就不怕死吗？”他拿起那把没派上用场的手术刀，刀面映出他满是皱纹的脸：“怕，可看着他们那样，我更怕自己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在那样的地狱里，一张纸条的重量，超过千钧。它不仅传递着情报，更传递着一种信念——哪怕被关在铁牢里，哪怕随时会牺牲，总有人在守望，总有人在呼应。刘石人不是英雄，他只是个在良知和怯懦间选择了前者的普通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让黑暗里有了缝隙，让光得以照进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