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6旅旅长姜玉贞被板垣师团砍下头颅泄愤，随后鬼子的举动令人难解，竟然为全军覆没的196旅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 姜玉贞不是天生的猛将。他老家在山东菏泽，打小就听村里老人讲甲午年间的故事，十五岁揣着两个窝头跑出去参军，从北洋军的小兵熬成国民革命军的旅长，手里的枪换了好几杆，身上的伤从来没断过。 这年9月，原平保卫战打响，日军板垣师团带着坦克大炮扑过来，上级给196旅的命令是“死守七天，为忻口会战争取时间”。姜玉贞站在城头，望着城外黑压压的日军，对身边的参谋说：“咱196旅是山东兵，老家遭过鬼子的罪，这次咱就在这儿，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骨头硬！” 原平城是座土城，城墙最高处才三丈，日军的炮弹像雨点似的砸过来，城砖碎成渣，尘土呛得人喘不过气。姜玉贞光着膀子在城头指挥，左臂被弹片划开个口子，他抓把灶灰摁住伤口，扯开嗓子喊：“山东的爷们，给我顶住！让鬼子看看咱的血是热的！” 士兵们大多是山东、河北的农民，有的刚放下锄头就扛枪，可没人孬种。三营的机枪手王二楞，腿被打断了，就趴在断墙上继续射击，枪管打红了，用尿浇凉了再打，最后抱着机枪和冲上来的鬼子同归于尽。城里的百姓也没躲，老人送水，妇女包扎伤口，有个十二岁的娃，冒着枪林弹雨给前线送手榴弹，被流弹打中，手里还攥着没送出去的弹弦。 守到第五天，城里的粮食见了底，弹药也快光了。姜玉贞把全旅剩下的三百多人召集到城隍庙，庙里的菩萨像被炮弹炸掉了半边，他对着残像磕了三个头：“弟兄们，咱196旅的任务快完成了，能多守一分钟，后方就多一分准备。怕死的现在走，我不怪他；想留下的，跟我拼了！”没人动，三百多双眼睛瞪得像铜铃，齐声吼：“跟旅长拼了！” 第七天清晨，日军从城墙缺口冲进来，巷战打响了。姜玉贞的手枪里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他用枪托砸倒一个鬼子，被身后的刺刀捅穿了肚子。他靠着墙坐下来，看着身边倒下的士兵，嘴角咧开个笑：“咱……守住了……” 板垣师团的指挥官听说抓了个旅长，本来想劝降，见姜玉贞死不闭眼，恼羞成怒，下令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城头示众。可当清点战场时，日军军官们沉默了：这座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城，躺了196旅两千多具尸体，平均每米街道都有三具遗体，有的还保持着射击姿势，有的手里攥着咬碎的鬼子耳朵。 更让他们心惊的是，在指挥部的废墟里，发现了姜玉贞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我196旅虽全军覆没，然中华儿女不可欺，今日血洒原平，他日必饮马东京。”字迹被血浸透，却一笔一划透着狠劲。 立碑的命令是板垣征四郎下的，部下都不理解：“大佐，这些是敌人，为何要立碑？”板垣没说话，只是指着那些还没来得及掩埋的196旅士兵遗体——有个年轻士兵的口袋里，装着半块没吃完的高粱饼，饼里夹着张揉皱的照片，上面是个穿花布衫的姑娘。 这“慰灵塔”立在原平城外，日军每次路过都要敬礼，可没人知道，这背后藏着日军的复杂心思：既是对这支让他们付出三千伤亡的部队的忌惮，也是想对内炫耀“皇军连敌人都尊重”，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恐惧——他们怕这样的中国人太多，怕这场战争根本打不赢。 姜玉贞的头颅，后来被百姓偷偷取下来，和身体合葬在菏泽老家。他的妻子拿着部队送的抚恤金，没给自己留一分，全捐给了县里的抗日小学，说：“玉贞说过，娃们学好了，国家才有指望。” 196旅全军覆没了吗？没有。他们的血渗进原平的土里，长出了更多的“196旅”——后来忻口会战中，无数新兵喊着“为196旅报仇”冲向敌阵；敌后的游击队里，不少人胸口揣着抄录的姜玉贞日记。 日军立的碑，终究没能镇住中国人的骨气。他们或许永远不懂，196旅的士兵不是“无名战士”，他们是王二楞，是张铁蛋，是千千万万个有家有国的普通人，只是在民族危难时，把名字刻进了山河里。 回头想，鬼子的举动真的“难解”吗？当一支军队为了保家卫国，明知必死还死战不退时，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英勇。196旅用血肉证明：中国从来没有“无名战士”，他们的名字，叫中华儿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