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老总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组织上没有批准，您还是彭总的夫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8年的北京，一份特殊的“礼物”送到了“浦安修”手中：补发给亡夫“彭德怀”元帅的四万八千元工资和稿费，外加几件私人物品。 这笔钱，当时足够在北京买下两套四合院，可搁在浦安修手里，却烫得慌。 更要命的是，送东西来的同志捎来一句“定心丸”：“组织上没有批准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您还是彭总的夫人。” 这句迟到了近二十年的官方定论，划开了时间的口子，二十年前吴家花园分梨时，那是她后半生所有噩梦的开端。 现如今，一句“还是彭总夫人”，帆布包里的遗物，每一件都在说话，一本封皮磨毛的笔记本，是彭德怀在“牛棚”里写的自述。 浦安修的指尖抚过那些干净、硬朗的字迹，包里还有一本《反杜林论》，书页卷边，扉页上有一行铅笔字：“1970年3月重读，真理不会屈从于权力。” 而那笔四万八千元的巨款，浦安修很快分成了三份，她记得彭德怀生前总把工资分成三份：一份党费，一份接济牺牲战友的家属，剩下的一半还得再掰开，一份给家乡修水库，一份留给受牵连的警卫员。 她学着他的样子，把最大一摞给了彭钢、彭梅魁这些侄辈，孩子们当年是变卖家产给彭德怀送饭的，第二摞塞给了景希珍、赵凤池等警卫员，他们跟着彭德怀蹲牛棚，棉鞋底都磨穿了。 浦安修亲自上门，放下信封就走，这不是施舍，是还债，剩下的一万块，五千汇给湖南湘潭乌石小学，那是彭德怀的母校，而另外五千交到人民银行总行。 她只给自己留下四千，用来整理彭德怀的文稿，分钱那天，浦安修对彭钢说：“你伯伯要是活着，准得骂我分得太慢。” 后来《彭德怀自述》出版，三十万稿费到账，她又全数捐了出去，指明要给太行山区的学校，特别是左权县麻田小学，那里曾是八路军总部旧址，彭德怀和左权曾常坐在枣树下看地图。 这些遗物里，最扎眼的是一把猎枪，1970年被专案组收缴时贴着封条，如今原样奉还，浦安修把它擦了三遍，送去军事博物馆，交接单上，她坚持写“捐赠人：彭德怀同志”。 她突然想起1959年彭德怀从庐山回来那天，自己慌里慌张地藏起他的元帅服，那份深埋心底的悔意和自责，一下子涌了上来。 其实，当年她提出离婚，并非不爱，而是实在扛不住了，她在北师大当党委副书记，面对同事的眼神，夜里的失眠，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可组织的“不批准”，让她既解脱又沉重，她搬进学校宿舍，第一晚，抱着彭德怀送她的《论持久战》哭了一整夜。 这成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心结，1974年彭德怀病危，侄女彭梅魁三次跑来找她去见最后一面，可浦安修高烧39度，北师大的同志们怕她身体垮了，也怕她去了受刺激，硬是没让她去。 她最终还是没能迈进301医院的大门，直到后来她才知道，彭德怀在病床上还在问：“安修最近还好吗？”这句话，在她心里砸了个坑，一辈子都没填平。 在彭德怀的追悼会上，后排挤满了穿旧军装的老兵，他们只认得当年常给彭总送冬衣的“浦大姐”，这份来自战友的朴素认可，比任何官方文件都更能慰藉她千疮百孔的心。 晚年的浦安修，一个人住在北师大的老宿舍，有人劝她再找个伴，她总是摇头笑笑，什么也不说，屋里养了一盆兰花，是彭德怀生前最喜欢的，年年都开。 直到1991年，她将最后一批资料捐给中央档案馆，研究员发现，每份文件右下角都粘着小纸条，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标注着“此件曾藏于吴家花园东厢房第三块地砖下”。 这种近乎偏执的细致，是她对历史最后的守护，她走的时候，枕边只有两样东西：半张泛黄的梨树照片，和那份1979年中央补发工资的红头文件。 她没留骨灰，遗嘱是把骨灰一半撒在彭德怀的家乡湖南湘潭，一半撒在他们相识的延安。 浦安修的一生，开始于延安的革命爱情，终于长达数十年的独自守护，那句“你还是彭总的夫人”，与其说是对一段婚姻的确认，不如说是对一个女人在历史洪流中，如何用余生去弥补一个选择、去坚守一份忠诚的最终定义。 她的爱与悔，她的隐忍与坚持，早已超越了个人悲欢，成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复杂而深沉的注脚，说到底，历史或许不是橡皮泥，但人心里的伤痕，却需要用一辈子去慢慢抚平。 【信源】中国日报网——为“幸存者”黄克诚作传：九上九下而未悔；党史博采——浦安修向组织提出和彭老总离婚，邓小平：离婚不离婚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