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 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火把的光舔着深紫色的绸缎，梅汝璈的手指抚过法袍领口的金边，那里还留着 1946 年的汗渍 。 那天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休息室，他为了座次的事跟盟军法官争得面红耳赤，汗水浸透了衬衫，连带着法袍的领口都发了潮。 “这金边是特意让伦敦裁缝加的，” 他突然提高声音，让喧闹的小将们安静下来，“硬衬撑着的不是面子，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腰杆！” 1946 年 5 月的东京，麦克阿瑟的副官把法官座次表放在梅汝璈面前，中国的位置排在英国之后。 他当场把表推了回去，从皮箱里翻出一张中国地图，摊在桌上时，边角因为反复折叠已经起了毛。 “你看这里，” 他指着南京城的位置，指尖戳得地图发颤，“1937 年冬天，这里的血能没过脚踝。 再看这里，” 手指移到重庆，“大轰炸炸碎了多少人家，这些苦难，够不够让中国往前排一个位置？” 僵持到第三天，他带着统计部门连夜算出的 “中国战场牵制日军兵力占比” 数据，把法袍往椅背上一搭： “要么按受降签字顺序排，要么我现在就回国，让全世界看看盟军是怎么对待受害国的。” 最终，中国法官的牌子被钉在了第三席，法袍的袖口在拉扯中磨出了第一道细痕。 法袍内侧的口袋里，藏着一张泛黄的便签，上面是用铅笔写的数字：“南京大屠杀证人：172 位；细菌战受害者：289 名……” 这是梅汝璈在审判期间每天更新的清单，字迹被汗水晕得有些模糊。 有次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说 “这些都是孤立事件”，他猛地从口袋里掏出这张纸，声音在法庭上回荡：“孤立？172 个家庭的破碎，289 条生命的消失，在你眼里只是‘孤立’？” 那天他站了四个小时，法袍的下摆扫过审判桌，带出一阵风，把战犯们的答辩词吹得乱响。 1949 年春，国民党的专机在北平上空盘旋，来劝他南渡的人说：“这边有你要的安稳。” 梅汝璈正蹲在地上，把法袍叠进樟木箱，绸缎摩擦的声音很轻，他头也没抬：“我穿这件袍子时，为的是让中国人在世界上站得住；现在留下，也是为了同一个念想。” 箱子锁上的瞬间，他仿佛听见 1946 年审判庭上的钟声，那是 7 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时，法庭敲响的正义之声。 小将们的火把离法袍只有半步远时，梅汝璈突然张开双臂挡在前面，声音因为激动发颤：“你们烧的不是一件衣裳！” 他解开法袍的扣子，露出里面的衬里，“这硬衬是我让裁缝加的，就为了开庭时能挺直腰杆。 这袖口的磨痕，是我翻遍战犯卷宗磨出来的；这口袋里的便签，记着 3500 万死难同胞的冤屈！” 有个小将的火把抖了一下，火星落在地上，像极了当年东京审判庭外飘落的樱花。 后来法袍被锁进仓库，梅汝璈被派去扫厕所。清晨的寒风里，他握着扫帚的手总不自觉地蜷起 —— 那是当年在法庭上攥紧法袍养成的习惯。 夜里他偷偷在灯下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写到关键处，就从怀里摸出法袍的照片，对着上面的褶皱出神。 有次孩子问他：“爸，值吗？” 他指着窗外的星星：“你看那星星，亮一次要等很多年，但只要亮过，就没人能说它没存在过。” 1973 年冬天，梅汝璈躺在床上，让家人把法袍的照片放在枕边。他已经说不出话，手指在照片上的 “中华民国法官” 字样上划了又划，家人明白，他是想把 “中华民国” 改成 “中国”。 弥留之际，他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像在看 1946 年的审判庭，那里的灯光曾照亮他和那件法袍，照亮一个民族在正义面前挺直的脊梁。 如今这件法袍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深紫色的绸缎上，1946 年的磨痕和 1966 年的火星灼痕重叠在一起，像一幅特殊的地图。 参观者总会在展柜前驻足，有人指着领口的金边问：“这袍子为什么这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