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1999年，云南省高院里，71岁的褚时健面对审判，掷地有声地说：“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多发的奖金，我认错，怎么判我都接受！”曾经的烟草大王，如今站在被告席上，他的否认与坦白藏着什么秘密？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的一个小山村，家里靠种地过活，日子紧巴巴。15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留下母亲和四个弟弟妹妹。他是老大，没得选，扛起养家的担子。接手父亲的小酒坊，他每天早起生火蒸粮，冬天裹着破棉袄守酒缸，手脚冻麻了也不歇。别人三斤苞谷酿一斤酒，他琢磨着改技术，用两斤半就行，硬是让酒坊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这股倔劲儿，从小就刻在他骨子里。
新中国成立后，褚时健凭实干当上区长，管着地方上的事。可1958年政治风波一来，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场砍甘蔗。五年苦活，他没喊过累。1963年，上级看他能干，派他救一个快倒闭的糖厂。他下地教农民改种技术，晚上研究机器，几个月就把出糖率从四成提到六成，糖厂活了过来。1979年，51岁的他接手玉溪卷烟厂。那时厂子破得不行，机器老旧，烟叶发霉，工人连饭都吃不饱。他先盖宿舍安顿大家，又跑香港签设备合同，甚至抵押全厂换外汇。十年苦干，卷烟厂成亚洲顶尖，红塔山香烟卖遍全国，年税200亿，撑起云南财政半边天，他也成了“烟草大王”。 1995年，一封匿名信打破平静，说褚时健贪污巨款。调查组查出他挪用174万美元，家里还有金佛、金表等值钱玩意儿。1999年，云南省高院开庭，71岁的他满头白发，面对指控却不慌。他说：“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没拿过；违规收入400万，我认，这是17年奖金多发，我的错。”法院认定他贪污罪成立，判了无期徒刑。判决下来，他没争辩，默默接受。那一刻，他的背影让人唏嘘，辉煌半生，却栽在这上头。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他没闲着，带着老伴儿上哀牢山，承包2400亩荒地种橙子。头三年橙子又小又涩，他全砍了重种。2008年好不容易挂果，又赶上金融危机卖不动，差点血本无归。靠老伙计帮忙才挺过去。2012年，“褚橙”火了，一斤卖15块，供不应求。商界大佬王石都来捧场，说这橙子有股不服输的味儿。80多岁的他每天拄拐去果园盯着，公司交给儿子，他只管把橙子种好。 2019年，91岁的褚时健在玉溪医院去世，走得安静。哀牢山上的橙树还在结果，他留下的产业也没停。有人算过，他晚年赚了上亿，可钱对他似乎不重要。他在法庭上那段话，像对自己一生的交代。有人说他能干，有人说他犯错，但那股不认命的劲儿，确确实实留在了人们心里。他的故事，成了中国改革开放里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