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身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95年7月30日，钱穆出生在江苏无锡七房桥的钱家大宅，这座五世同堂的老宅院见证了一个国学大师的起点。 他的父亲钱承沛是晚清举人，县试曾考取第一名，却因体弱多病放弃仕途，靠着祖上留下的微薄田产和私塾教职维持家计。 钱家虽不富裕，但“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深深刻在骨子里，年幼的钱穆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别的孩子还在咿咿呀呀背《三字经》，他已经能绘声绘色讲《水浒传》，父亲摸着她的头感叹：“这孩子前世定是个读书种子。” 1906年父亲病逝，临终前只留下一句“汝当好好读书”，母亲蔡氏咬牙坚持：“哪怕讨饭也要让阿四念书！”孤儿寡母靠着族中义庄的救济，硬是没让这根读书的苗子夭折。 1907年，12岁的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遇见影响他一生的恩师吕思勉。 这位后来同样位列“史学四大家”的学者，在批改作业时发现这个清瘦少年的史论独具只眼，特意在卷末批注“君之才气，当更上一层楼”。 谁也没想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京钟英中学解散，16岁的钱穆就此结束正规教育，扛起养家重担。 他在无锡乡间小学教书时，把微薄薪水大半用来买书，夜里就着油灯啃《孟子》《史记》，读到《东方杂志》上北大招生广告，竟托人辗转借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苦读。 邻居笑他“乡下先生还想当大学教授”，他默默在日记里写下：“虽居穷乡，不敢一日废学。” 1930年，一篇文章震动北平学界，35岁的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用缜密考据推翻康有为“刘歆伪造经书”的论断，平息了纠缠晚清学术界的今古文之争。 顾颉刚拍案叫绝，力荐这位连中学文凭都没有的自学者到燕京大学任教，当钱穆站在北大讲台上讲授《中国通史》时，台下坐着未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说到魏晋风度会突然唱起《广陵散》，讲到盛唐气象便高声朗诵李白诗篇，学生挤满教室，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抗战烽火中，他随西南联大南迁云南，在宜良岩泉寺的油灯下写就《国史大纲》。 开篇那句“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信念”震动一代学人，对本国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这句话后来成为无数人走进历史的启蒙箴言。 1949年的香港码头，54岁的钱穆提着皮箱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街头睡满流亡学生，英文招牌刺眼地悬挂在霓虹灯下。 他租下九龙贫民区三间教室创办亚洲文商夜校，没有课桌就用木板搭，学生饿着肚子听课，他就把稿费换成馒头。 校歌唱着“手空空，无一物”，却是最真实的写照，当这所后来改名新亚书院的小学校争取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时，美国学者惊叹：“这里竟藏着中国文化的活化石！” 1963年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坚持用中文授课的创举，在英语至上的殖民教育体系里撕开一道口子。 晚年定居台北的钱穆，在外双溪的素书楼继续开讲国学，谁也没想到，1990年5月，95岁的老人被卷入政治风波，有人指控他“占用公产”，法院判决限期搬离住了二十三年的寓所。 搬家那天暴雨如注，书稿淋湿大半，他蜷在临时租屋的藤椅上喃喃自语：“这里看不到太湖啊……” 两个月后，这位著述1700万字的国学大师在台北荣总医院阖然长逝，枕边还放着无锡老家捎来的泥人阿福。 家属按遗愿将骨灰撒入太湖，飘散的纸灰中，仿佛又见那个在七房桥老宅读书的瘦弱少年。 钱穆一生就像他笔下的中国历史，充满曲折却始终葆有温度，从无锡乡间的私塾孩童到香江书院的创办者，从西南边陲的岩泉寺学者到台北故宫的特聘研究员，他总在时代剧变中守护文化的火种。 那些说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人或许忘了，正是这个没留过洋的读书人，最早提出“中西文化比较”的命题。 那些讥讽他“迂腐”的批评者也该记得，新亚书院第一批毕业生里走出了余英时这样的学术巨擘。 如今站在苏州大学钟楼前，还能看见他题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墨迹淋漓处，依稀回荡着抗战时在西南联大的演讲声：“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根，诋毁历史的民族没有魂。” 主要信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台湾觅钱穆：素书楼外月初寒；凤凰网——同行误解，亲友决裂：钱穆的喧嚣与孤独 | 钱穆忌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