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把脱党后的经历原原本本写清楚。 那时的包惠僧住在澳门风顺堂区一条窄巷里，屋顶漏雨就用搪瓷盆接着，女儿饿了只能分半块压缩饼干。 当他从旧报纸上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黑体字时，手里的牙刷掉在地上，泡沫顺着下巴滴进衣襟，28年前在上海石库门参加中共一大的记忆突然涌上来。 那天李汉俊给他的《资本论》扉页上，还写着“革命者的路要自己走到底”。 这个1895年出生的湖北黄冈人，曾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1921年夏天，他作为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和陈公博一起走进上海望志路的会场，见证了党的诞生。 那时他刚满26岁，在武汉当记者，因两次采访陈独秀走上革命路，后来还在广州、武汉等地组织工人运动，办过铁路工人夜校，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 转折发生在1927年，夏斗寅叛变时，因未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加上生活作风问题，包惠僧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看着武汉街头的鲜血，他对革命前途彻底绝望，带着妻子躲到江苏乡下，最终脱离了组织。 此后二十多年，他在国民党官场辗转，从内政部参事做到人口局局长，却总像没根的草。 蒋介石的幕僚里有人说他“身上还有共产党的味儿”，陈立夫甚至想因邓演达案查办他，全靠蒋介石一句“无庸立案”才逃过一劫。 1948年国民党败退时，他把赴台证件塞进抽屉，带着家人躲到澳门。 在潮湿的阁楼里，他反复摩挲泛黄的《共产党宣言》，听着窗外葡萄牙巡警的皮靴声，常常想起1921年南湖会议的船票，那张早已泛黄的纸片，背面有他用铅笔写的“初心”二字。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在煤油灯下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各写了一封信，信纸被泪水洇得发皱。 给周恩来的信里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一有使船，当来晤教。” 二十多天后，他收到回电，只有简单几个字：欢迎北上。 1949年11月，包惠僧带着家人抵达北京。董必武请他吃饭时说：“你回来是党中央的决定。” 周恩来在中南海宴会上握着他的手笑：“当年你说病好了就追上队伍，这次总算追上了。” 他按要求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把3万字的《思想总结》写得工工整整，承认自己“离开革命太久，立场早歪了”。 后来他被安排在内务部当参事，1954年还受毛泽东指派去踏勘中共一大会址。站在兴业路76号的天井里，他指着青砖墙上的裂缝说：“当年开会时没有这道缝。” 晚年住在史家胡同的四合院里，每天清晨打太极拳，口袋里总揣着那张南湖船票的复制品。 1979年临终前，他对女儿说：“把中山装洗干净，里袋有张1921年的船票。”女儿后来才发现，背面的“初心”二字旁，又添了一行小字：“归途虽远，终得抵达。” 有人说他的一生像钟摆，在革命与退隐间摇晃；也有人说，那些走岔的路、绕远的道，最终都通向了最初的信仰。 就像他在回忆录里写的：“革命者的路或许曲折，但只要方向对了，晚到一步，总比永远不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