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大汗淋漓，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 王桂荃低着头应了声“晓得了”，指尖攥得发白。她那时还叫来喜，是太太李蕙仙的陪嫁丫鬟，四岁被继母卖掉，辗转四次才到李家。 进梁家这年刚十岁，看太太待自己和善，便死心塌地伺候，哪敢想过能和先生有这样的纠葛。 可她还是留了下来，白天照旧洒扫做饭，夜里却多了桩心事——梁启超书房的灯总亮到深夜，她端茶进去时，常听见“变法”“救国”这样的词。 先生的声音激昂，太太李蕙仙偶尔会轻声劝他保重身体。她不懂那些大道理，只觉得这家人和别处不同，连空气里都飘着股向上的劲儿。 后来在日本流亡，她跟着孩子们学认字，竟慢慢能读报写信，还说上了流利的日语，替先生处理对外联络的杂事，成了梁家离不得的人。 李蕙仙身体弱，看着王桂荃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又瞧着她对孩子们亲厚，终于拉着她的手说：“来喜，梁家需要后嗣，你帮帮我。” 王桂荃知道，这不是恩情，是托付。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梁思永时，梁启超果然让孩子喊李蕙仙“妈”，喊自己“王姨”。 可夜深人静时，小家伙会偷偷钻进她被窝，奶声奶气地叫“娘”，她慌忙捂住孩子的嘴，眼泪却忍不住掉。 她对所有孩子都一样上心，梁思成考试没考好，李蕙仙气得当众要动家法，她扑上去护住孩子，自己背上挨了几下，事后却温声说：“不怕笨，就怕懒，你看你爹，学问那么大还天天念书。” 这话梁思成记了一辈子。 梁思庄得白喉病，她守在床边熬了整月，自己的小女儿却在同一时期夭折，她躲在柴房哭了半夜，第二天照样端着药碗走进主屋。 1924年李蕙仙走了，五年后梁启超也撒手人寰，留下九个孩子，最小的梁思礼才五岁。 家里只剩空架子，她变卖家产，白天缝补浆洗，晚上帮人洗衣，一分一分攒钱供孩子们读书。 有回梁思成从清华带回双破鞋，她缝补了十几次还舍不得扔，笑着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就是这样，她硬是没让一个孩子辍学。 孩子们都记得娘的好。梁思成搞建筑，走南闯北总想着给娘带块好布料；梁思永跑野外考古，寄回的信里总问“娘的风湿好些没”；梁思礼留学美国，省下饭钱给娘买治眼疾的药。 他们在人前叫“王姨”，关起门来还是那句亲热的“娘”。 1968年冬天，85岁的王桂荃被赶到乡下牛棚，身边没一个亲人。 她裹着破旧的棉袄，望着窗外的雪，或许想起了当年在日本，先生教她写自己的名字“桂荃”，说“这字里有贵气，也有韧性”。 她这一生，没穿过华丽衣裳，没听过一句名分上的称呼，却把九个孩子都养成了有用的人——三个成了院士，其余的也在各行各业发光。 直到1995年，梁家后人才在梁启超夫妇墓旁种了棵白皮松，叫“母亲树”。没有墓碑，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像极了她当年哄孩子睡觉时哼的调子。 那个在历史缝隙里沉默了一辈子的女人，终究以这样的方式，被她用一生托举的家族，牢牢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