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夏天，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民在电梯里不小心踩了警察局长陆连奎情人的脚，结果被对方当场打了三耳光。
1936年夏，上海中央旅社的大堂里，铜质吊灯洒下昏黄的光，空气中夹杂着雪茄烟和法国香水的味道。电梯门“叮”地打开，俞洛民低头整理西装，踏出一步，却不小心踩脏了一双白色高跟鞋。鞋的主人刘氏尖叫一声，旁边的男人——公共租界警察局长陆连奎，脸色瞬间阴沉。
他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三记耳光，啪啪啪，清脆得像过年放的爆竹。俞洛民捂着脸，嘴角渗出一丝血迹，眼神却冷得像黄浦江的冬水。他没还手，只是低声说了句：“陆局长，好大的脾气。”
这一幕，像是上海滩无数恩怨中的寻常一幕，却在几天后，掀起了滔天巨浪。陆连奎，上海滩的黑白通吃之人，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左膀右臂，怎么也没想到，他打的不是普通富家子，而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民。这三个耳光，不仅扇红了俞洛民的脸，更扇乱了上海滩的权力格局。究竟是谁给了陆连奎这么大的胆子？而蒋介石，又会如何回应这场羞辱？
1936年的上海，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像两块飞地，洋人表面掌权，实则被青帮和权贵暗中操控。陆连奎，浙江人，年轻时因天花落下一脸麻点，靠着狠辣和机敏，从水果店搬运工一步步爬上警察局长宝座。他的靠山是青帮大佬黄金荣和杜月笙，租界里的烟馆、赌场，都有他的份子，富得流油，连洋人巡捕房都得给他几分薄面。
俞洛民则是蒋介石的亲外甥，出身浙江奉化名门，从小在蒋家庇护下长大。他表面上是来上海谈军火生意，实则是南京政府安插在江南商界的一枚棋子，意在拉拢租界资源，为蒋介石的北伐后政权站稳脚跟。
陆连奎的情人刘氏，身份虽不起眼，却是个点燃矛盾的火花。她的鞋被踩脏，成了陆连奎维护“面子”的借口，也成了他自掘坟墓的导火索。
电梯里的耳光声刚落，消息就像黄浦江的潮水，迅速传遍了上海滩。茶馆里，码头边，人们窃窃私语：“陆麻子疯了，连蒋介石的外甥都敢打！”陆连奎起初不以为意，回到法租界的洋房，搂着刘氏喝着洋酒，还笑着说：“一个毛头小子，踩了你的鞋，不教训教训怎么行？”可当晚，电话铃声刺破了夜的宁静。
来电的是上海市长吴铁城，语气冷得像刀：“陆局长，你知不知道，你打的是谁？”陆连奎一愣，手里的酒杯差点摔碎。吴铁城没多说，只丢下一句：“南京来电了，明天你去静安寺路一趟。”
第二天，静安寺路的公馆里，吴铁城端着茶盏，慢悠悠地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委员长说，上海的治安，陆局长是不是管得太宽了？”陆连奎额头冒汗，强笑着应承，却听吴铁城又补了一句：“委员长还说了，陆局长是场面人，总得给个场面上的交代吧。”
这“交代”，可不是简单道歉。吴铁城开出条件：陆连奎必须在《申报》头版刊登道歉信，以“扰乱治安”为由自罚捐献十架飞机给国民政府空军，还要辞去警务处核心职务。陆连奎听完，手抖得茶杯都拿不稳。十架飞机？那是他半辈子灰色收入的家底！可他没得选，蒋介石的枪杆子，比他的黑手狠百倍。
三天后，《申报》头版刊出一篇道歉信，标题醒目：“陆连奎就中央旅社事件致歉”。上海滩的茶肆酒楼炸开了锅，街头巷尾都在传：“陆麻子踢到铁板了！”更要命的是，青帮大佬杜月笙在自家祠堂里，淡淡对徒弟们说：“以后少跟陆家来往。”这句轻飘飘的话，像一道无形的封杀令，断了陆连奎在租界的根。
陆连奎不甘心。他在上海混了二十年，靠的是青帮的规矩和自己的狠劲，怎么能栽在一双鞋上？他在公馆里来回踱步，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终于，他脑子一热，决定铤而走险——绑票黄金荣的钱庄，抢一笔金条跑路。他以为，黄金荣念旧情，不会真动他。
可他忘了，上海滩的规矩，比他想的更冷血。几天后，霞飞路旁的弄堂里，一具尸体倒在泥泞的石板上，穿着陆连奎最爱的那件灰色大衣。没人围观，没人议论，只有个卖报的小孩低声嘀咕：“这不是陆局长吗？”那批金条，像是人间蒸发，再没人提起。
与此同时，俞洛民却在蒋家的荫庇下扶摇直上。他没再提那三个耳光，只在一次商会聚会上，笑着对旁人说：“上海这地方，踩错了脚，后果可不轻。”他很快被推选为江南商会副主席，手握军火生意命脉，为南京政府筹措抗日物资，风头一时无两。
1936年的那场耳光风波，像黄浦江上的一阵浪，掀过便散。俞洛民继续在上海滩乘风破浪，而陆连奎却成了无人问津的弃子。一双高跟鞋，三个耳光，折射出那个时代上海的荒诞：帮会的规矩可以凌驾法律，权贵的面子重过人命，但南京的一纸命令，却能让一切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