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仅仅只有1支枪，谁知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皖南山区的夜晚寒意刺骨。1941年1月，一盏孤灯在村庄尽头摇曳，刘奎轻轻叩响一户农家的木门，心跳如鼓。他不知道门后是热饭还是出卖，身后是两个重伤的战友黄诚和李建春，靠在墙角，气息微弱。他们只有一支步枪，子弹不足十发，而日伪军的火把已在远处的山路上晃动。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逃亡，而是一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抗争。村民会开门吗？他们能活过今晚吗？
那年春天，皖南事变如雷霆炸响。新四军军部在泾县云岭遭国民党第三战区八万大军的围攻，九千将士浴血七昼夜，仅两千人突围。刘奎，33岁，一个曾在井冈山跟随毛泽东、朱德用“火牛阵”攻破敌阵的老红军，此刻带着黄诚和李建春，跌跌撞撞逃进茂林的深山。黄诚的腿被弹片削去一块肉，李建春腹部中弹，伤口渗血，二人几乎无法行走。刘奎的肩上不仅是他们的性命，还有新四军不屈的信念。
绝境中的第一步第一夜，他们躲在一处岩洞里，雨水渗进石缝，冻得人骨头生疼。刘奎撕下自己的衣服，塞进伤员的伤口，试图止血。黄诚低声问：“我们还能撑多久？”刘奎没有回答，只是紧握那支步枪，眼神坚定。他知道，皖南的山林是他们的掩体，也是陷阱——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双重追击如影随形，粮食已尽，伤口恶化，每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
刘奎决定向当地百姓求援，但这并非易事。村民们饱受战乱之苦，对陌生人充满戒心，害怕招来日军的报复。刘奎没有强求，而是带着两个伤员为村民挑水、劈柴，甚至帮着修补被炮火炸毁的屋顶。他的真诚换来了第一碗热粥——一个叫凤志旺的木匠送来的，粗糙的碗里盛着稀薄的米汤，却温暖了三人的心。凤志旺的信任如同一粒火种，点燃了希望，也点燃了村民的抗战热情。
几天后，凤志旺带来了五个年轻人，带着土枪和长矛，主动要求加入。他们的到来让刘奎的队伍从三人变成八人。不久，泾县县委书记洪林送来十名地下党员和两支步枪，队伍扩充到十八人。但武器短缺仍是致命问题。日伪军的据点装备精良，却戒备松懈。刘奎盯上了茂林附近的庙首镇伪乡公所，那里有二十多名伪警察，枪支弹药充足。
他制定了一个大胆计划：让会说日语的队员冒充翻译，自己扮作伪警察。深夜，他们潜入据点，趁换岗的空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局面，缴获十四支步枪、三把手枪和数百发子弹。这次行动如同一针强心剂，队伍士气大振。然而，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去，三天后，日军一个排和两个伪军连蜂拥而至，包围了他们的藏身地。
枪声撕裂了清晨的寂静，刘奎果断下令分散撤退，自己带四名战士断后。敌人步步紧逼，子弹擦着头皮呼啸而过。无路可退时，刘奎发现一处水塘，带着队员潜入水底，用芦苇杆呼吸，屏息等待天黑。敌人搜山无果，骂骂咧咧撤退，刘奎等人方才爬上岸，湿透的军装贴在身上，寒风刺骨，但他们活着。
这次死里逃生让刘奎痛定思痛。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行动必有详尽计划，设多重警戒，备撤退预案。1942年，一名叛徒混入队伍，泄露行踪，导致刘奎在侦察时中伏，肩部和大腿各中一枪。他纵身跃下三十米悬崖，树枝缓冲了坠势，保住一命。此后，他加强了对新兵的审查，确保队伍忠诚。
刘奎的队伍如滚雪球般壮大。1942年中期，五十余人已能独立作战，袭扰日军补给线，保护村民。村民们开始主动送来情报、粮食，甚至帮伤员疗养。刘奎还组织队员将镰刀焊在长杆上做长矛，用犁头磨成战刀，甚至用竹子削成投枪。这些简陋武器在山地近战中威力惊人。
为确保长期生存，刘奎推动根据地建设。队员们帮村民春耕秋收，开垦荒地，建起秘密农场，解决粮食问题，也为伤员提供休养地。面对日军“扫荡”，他采用“空舍清野”战术，藏粮于山洞，疏散村民，让敌人空手而归，既保护了百姓，又消耗敌力。
到1943年，队伍增至两百余人。刘奎改变战术，精心侦察地形和敌情，设多重埋伏，打击后即撤，绝不恋战。日军称他为“山中狐狸”，悬赏五千大洋，但百姓却视他为守护者。1944年，队伍已成正规化武装，拥有军医队和简易军需工厂，能修武器、制弹药，还建了文化队教战士识字，提升士气。
从1941年的一支枪三人，到1945年的八百余人，刘奎用智慧和勇气，将不可能化为现实。他的队伍不仅打击了日伪军据点，破坏了运输线，还点燃了皖南百姓的抗战热情。每场胜利都如星火，燎原于皖南山区。
刘奎的传奇，离不开村民的信任与牺牲。像凤志旺这样的百姓，冒死掩护新四军，宁受酷刑也不背叛。他们的支持，让新四军在敌后站稳脚跟，最终发展为七个师九万人的强大力量。
这不仅是一支队伍的壮大，更是信念与团结的胜利，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希望也能开出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