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一座小楼里被特务处决，事后，蒋介石严厉斥责戴笠：“韩复榘虽然有罪，但好歹也是个二级上将，一省的主席，该给他一些体面，你们怎么能直接朝他的头部开枪呢？” 可要说起这事，还得从他在山东那几年讲起。 韩复榘是个典型的旧军阀出身，混过北洋，也跟过冯玉祥，再后来自投蒋介石。 他能打仗，有点手腕，最重要的是，擅长“看风使舵”。1935年左右，被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一亩三分地。 军队他管，财政他握，鸦片专卖也归他，甚至连地方司法、教育系统都得听他的。 那几年，山东看起来还真有点“清明”的样子，地痞被收编、治安有起色，城里人说话腰板硬了不少。 但事情的另一面也很明显。 他下令收民间枪械，却把其中一部分悄悄编进自己的警备部队。 打击鸦片？是打击没交税的，自己那套“官烟”照卖不误。他查税查得狠，也确实收上了钱，只是这些钱多数都进了省政府账户，剩下的，则不知去向。 更关键的，是他的态度。 他不听调令，不接上面电话，动辄就以“兵不动、不给粮”为由搪塞统帅部。 他跟李宗仁本是广西系出身，却早年因权力划分闹过矛盾，平日里公事照办，私下里却暗暗较劲。 谁能压过谁，全靠谁手上的兵多枪硬。 蒋介石对此早有耳闻，也不是没动过心思整治他，只是那时候前线局势焦头烂额，暂时还指望韩在山东能抗一阵，才忍了下来。 等到1937年冬，日本人全面北上，真正的考验来了。 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线南下，第一目标就是济南。 按常理说，韩作为第五战区副司令，应该死守济南、固守泰山，至少也该在敌军推进时打几场游击战，为其他战线争取时间。 但韩压根没那个打算，他一看日军来势汹汹，干脆来了个“保存实力”。 一夜之间，弃济南、撤泰安，部队南移数百里。他不但不服从李宗仁调度，甚至还回了一封让人听了直冒火的电报——“南京且不守，何有于泰安？”言下之意就是：中央都保不住南京了，你让我死守个山头，是不是疯了？ 这个举动直接让华东战局崩了一边。 济南是津浦线和胶济线的交汇处，一旦被敌军控制，整个北线和东线的联系就断了。 接下来，矶谷一路攻青岛，板垣师团从南往北夹击徐州。 李宗仁本来准备以徐州为大本营扛住敌军主力，现在被迫临时调整部署，把兵力拆成两头，一边拖着日军北线，一边防守南线。 这一拆，士气全乱，后方调度也跟着节节紧张。 蒋介石坐镇武汉，连续几天没睡好觉。 南京已失，上海失利，武汉成了新的政治、交通和战备核心。如果津浦线也守不住，武汉就成了裸露的目标，整个抗战战略就会彻底失去屏障。 在这种情况下，蒋已经再也压不住火，他一拍桌子，说这次必须杀个样子出来。 他说的“样子”，其实就是那种压在台面底下的军纪问题，要拉出来当众剐一刀，好让军队里那些阳奉阴违的家伙收一收心。 于是他带着白崇禧飞到开封，召开战区高级将领会议。 蒋表面上说是总结战局，实则是在布一张网，开会之前，韩还犹豫着要不要亲自去，毕竟他心里也不是全然没数。 他派人去徐州问李宗仁，李宗仁看得明白，却只是说：“委员长点名，不能不去。” 会议当天，80多个将领悉数到场。 蒋讲话时一脸憔悴，声音发哑，说的是“武汉不可失”“津浦要死守”，语气虽不大，但每句都像是往某人骨头里扎。 等会议结束，蒋没说什么，直接起身走人。 韩坐在靠门的位子，看蒋走了，长舒一口气，站起来想离开。 刚走几步，刘峙站起来喊了一句：“韩总司令，请留步，委员长还有话要交代。” 他愣在那儿没动，四周的人低头不语，空气一时都变得粘稠。 接着便衣卫士走进来，带他离开，送往武汉关押。 那几天，外界议论纷纷，武汉街头的报纸开始刊登“军事法庭审韩”的消息。 韩本人却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每天坐在屋里喝茶，偶尔有人探视，他就不停埋怨。他说：“济南是我不守，南京、上海是谁的责任？凭什么砍我一个？” 他的拜把兄弟孙连仲来看他，那次是最后一面。 韩还拍着大腿说：“我没叛国！我只是没打仗！”说这话的时候，他真是信了蒋介石不会真下杀手。 毕竟自己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政府主席，不至于连个交代都不给。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传去“听审”。 他下楼时，看到楼下荷枪实弹，起了疑心，说“鞋不合适”要回房换。 刚转身，枪响了。 他还来得及喊一句“有刺客”，随后倒在楼梯上，血溅满墙。 事后，蒋说了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打他可以，但怎么能打头呢？” 那几天，整个军队气氛一变，谁也不再敢拍桌子顶撞命令。 韩的死，不是战场败将的落幕，而是一次军法立威的开刀。他被列了十项罪名，从违令逃战到贪污军费，从鸦片走私到破坏税制，一条条念下来，没人敢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