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工团战士的艰难历程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文工团的任务远不止舞台上的表演。除了唱歌、跳舞和演出，文工团的战士们还肩负着其他艰巨的任务：为战士们写家信，包扎伤员，给伤员缝补衣服，并折送红花和白花。每次战斗结束后，红花送给英勇的战士，白花献给牺牲的烈士。上海话剧《英雄儿女》通过生动的演绎，让今天的人们再次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91岁的武璀和87岁的宋光华，作为曾经的文工团战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她们的故事不仅令人生敬，也让人感叹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考验。
踏上战场：洗脸用冰块、盐下饭
武璀回忆起自己作为文工团战士的经历时，依然感到心情激动。“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不仅要用艺术鼓舞士气，还要面对战场上的种种艰难困苦。敌机的扫射，战友的牺牲，甚至用雪水洗脸、用盐下饭，都是常见的生活场景。”武璀的回忆让人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士兵们的坚韧。
武璀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一个乡村，少年时她去罗店读书。她说：“在学校时，我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他们教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50年9月，年仅17岁的武璀随部队文工团参战，前往朝鲜，直到1953年胜利归来。
她的战场经历始于朝鲜的第一天。和其他年轻的战友们一起，她们刚一抵达战场就遭遇敌机的猛烈扫射。她们迅速躲进山体和树木后面，寻找掩护。一位年轻的炊事员在藏匿时被敌机发现，不幸牺牲。武璀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无情，“那时，我们路过一个刚被敌机轰炸过的朝鲜村落，看到村里的妇女抱着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家房屋被烈焰吞噬。这一幕让我彻底明白了‘唇亡齿寒’的含义。”
作为文工团的战士，武璀也有许多文艺宣传的职责。她会唱歌，能拉二胡、吹笛子，还学了朝鲜舞蹈。在长津湖战役期间，文工团冒着严寒，前往三八线慰问前线的战士。一路上，她们遇到了很多负伤下来的战士，在医护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文工团的成员们主动帮助照顾伤员，倒洗粪桶等，从不抱怨苦与累。“那时，战友之间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武璀深情地说。
对于志愿军来说，除了来自敌人的威胁，还有严酷的寒冷。武璀回忆道：“我们9月就到了朝鲜，部队发了棉袄、厚鞋和油布。油布成了我们的行军床。文工团曾经连续夜行军，走得太累时，我们甚至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手还得拉着前面的战友不掉队。白天休息时，我们就在树林里睡觉，用油布遮挡风雪。”武璀笑着说：“有时醒来，我们就用敲碎的冰块洗脸，或者用雪水擦脸，绝不敢用湿毛巾，因零下几十度的天，毛巾一拿出来就会结成冰棍。”
生活的艰苦还体现在食物上，武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刚开始，吃饭没菜，用盐下饭。那段时间，我得了夜盲症。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指挥大家合唱，结果发现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清战友们的身影。后来，后方医院用鱼肝油才让我慢慢恢复。”
红花白花：记住英雄与烈士
武璀在抗美援朝期间表现出色，荣获三等功。战后，她转业到了宁波，进入《宁波报》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本报文艺组做记者。“和平年代，我从事新闻工作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挑战。战场上教给我的团结、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的精神，让我在新岗位上不断进步。”她在新闻行业的几十年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并获得了诸如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1986年还获得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荣誉证书，1992年退休。
从战场到舞台：情感与责任的传承
和武璀一样，宋光华也曾是抗美援朝的文工团战士，后来成为话剧演员。她在话剧《英雄儿女》创作阶段参与了多次讨论，剧中许多细节，如“一对红”的描写，都源自她的亲身经历。
宋光华13岁参军，16岁随部队赴朝参战。她回忆道：“当时我们还未踏上朝鲜的土地，就已经在火车上知道了目的地是抗美援朝。尽管我们并不害怕，却感到非常光荣，心里充满了‘雄赳赳’的激动。”然而，当她们过鸭绿江，身临战场时，才意识到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敌机的轰炸和炮火不断，战友们在我身边牺牲，四周都是废墟。”宋光华讲述着当时的情形，“我们住在坑道里，洞顶总是渗水，睡觉时油布经常挡不住水，泡成了‘落汤鸡’。”
宋光华特别记得一次慰问演出。战斗前夕，她与一位四川战士小王结成了“一对红”，为他送上红花，鼓励他为胜利而战。然而，经过一夜的激战，小王却在阵地上牺牲了。宋光华在战后慰问伤员时，为大家唱起歌来，“战友们在听到我的歌声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宋光华继续说道：“每次慰问时，我们除了带着慰问信、快板、八角鼓，包里还有手榴弹、手枪。我们不仅是宣传员，也是战斗员！”
宋光华的责任还包括为每个战士在衣服上写名字和血型，这样一旦战士负伤，便能及时输血。每次战斗结束后，文工团的战士们还需要手工折红花和白花，参加战士的追悼会或庆功会，致敬那些为国捐躯的英勇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