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保密局）内有两个臭名昭著的团体——“三剑客”和“四杀手”，但它们的成员加起来并非七人，而是六人。原因很简单，原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处长沈醉身兼多职，不仅是“三剑客”的领袖，同时也是“四杀手”中的一员“老疙瘩”。今天，我们暂且不提沈醉，重点讲讲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徐远举、周养浩这五大“魔头”在被捕后的种种表现。虽然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但当他们被捕时，个个都变得比小兔子还要温顺。他们的表现可真把戴笠气得从地下跳出来，恐怕嘴里会不自觉地冒出骂人的话来。
沈醉因为“身兼二职”的特殊身份，最终结局还是较为“美满”。1980年，他终于被确认是“起义将领”，因此我们把他从这次的“军统五大魔头”中排除。本文中的许多史料，正是来自他的回忆录。
翻开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赦出来的将军们，很多都喜欢写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总共发布了上百辑，其中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杜聿明、王耀武、杜建时、康泽、曾扩情、宋希濂等。正如王耀武所言：“在国防部开会时，也见不到这么多将军。”
陈恭澍有“军统第一杀手”的称号，但他并未进过功德林，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被捕后，级别较低；二是他在被日伪俘虏后背叛投敌，抗战胜利后并未受到重用，最终与毛人凤一道逃脱。军统（保密局）担心如果他被再次抓捕，可能会泄露戴笠与日伪之间的交易秘密。
陈恭澍在1949年前的最高军衔只是上校，远不如沈醉那样显赫。他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也没有沈醉的《我的特务生涯》或者《军统内幕》那么广为人知和有影响力。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试图为自己和王天木辩解，但有一点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当他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抓住时，他曾有多次机会逃脱，但他没有逃，反而在敌人阵营中担任了伪职。虽然这时他没有与戴笠恢复联系，但军统的“制裁令”仍然有效。
陈恭澍在被捕后没有一丝“杀身成仁”的决心，相反，他在回忆录中坦言：“坦诚地说，我当时并没有求死的想法，否则我早就死了。”他以为死了没意义，想要“翻本”。但这明显是自我辩解，因为他在敌人面前没有受到任何酷刑，甚至在鬼子和汉奸的“生日宴”上喝得酩酊大醉。在宴会上，陈恭澍还专门强调自己受到了高度重视：“既然是庆生，当然被安排在上座，左边是老齐和林中佐，右边是涩谷准尉、下茂曹长、中野军曹……”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在宴席上豪饮，醉得人事不省。
然而，陈恭澍并未因此失去自由，反而多次回家看老婆孩子，还被带到日本“考察”——在福冈吃海鲜火锅、在东京住帝国饭店的日子，他过得颇为潇洒。他对此深感感激：“感谢盛情款待，花费不菲。回头想想，问我出身经历算什么大事，其实很多事在日本之外也能办到。”
陈恭澍依然能为敌人效力，他不仅继续为日本伪政权工作，甚至在几年后成为了日伪“苏浙皖赣四省行营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杭州，他过上了大吃大喝的生活，毫无煎熬之感。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写自己如何遭受困苦，却详细描述了如何与汉奸和日本人享受美食：“西湖醋鱼、活跳虾、神户牛肉……”，沉溺其中，忘却了过往的战斗。
即便如此，陈恭澍在变节后还是尽力为自己辩解，甚至在回忆录中说王天木“身在曹营心在汉”，似乎是为那些叛徒找理由，尽管王天木出卖了军统的无数战友，导致北平、天津和济南的多个站点被日伪摧毁，实在无法掩盖其叛变的罪行。王天木虽然曾有过铲除汉奸的功绩，但他背叛后的所作所为，不容忽视。
王天木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多名抗日战士的死亡，李开峰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潜伏》电视剧中“李海丰”一角的历史原型，王天木在出卖战友之后得到了汪伪的高官职位，而戴笠得知事情真相后，也曾下令悬赏追杀他。可惜执行任务的特工没能成功，最终王天木侥幸逃脱。
另外，赵理君作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同样有过罪行。他不仅对敌人冷酷无情，甚至连“自己人”也不放过。在他担任多个职务期间，赵理君参与了军火和鸦片走私，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活埋了抗日英雄韦孝儒。这一事件激怒了老蒋，最终赵理君被判处死刑。
随着赵理君的死，军统的“四大杀手”只剩下了沈醉一人。但沈醉并不孤单，他与徐远举、周养浩三人结成“军统三剑客”。这三人之后在昆明被抓，沈醉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们在被押解过程中，如何因为恐惧而变得如小兔子般害怕，面色惨白，甚至情不自禁流下冷汗。
从沈醉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徐远举和周养浩在被捕后表现得异常胆怯。他们三个血债累累的“魔头”在白公馆附近听到群众的愤怒口号时，都不禁紧张得瑟瑟发抖。沈醉写道：“徐远举擦拭着额头上不断流出的冷汗，周养浩也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最后，我们不禁要思考：如果戴笠早知道这些“军统五魔头”在被抓后的懦弱表现，他是否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一个个枪毙？这些曾经为抗战做出贡献的特工，是否能凭借他们的功绩来弥补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