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听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只享受行政8级待遇，十分不满：“为了避嫌，就降低贺敏学的级别，这就是胡闹！” 说起贺敏学，很多人可能有点陌生。但要说起他的亲妹妹，那可是大名鼎鼎——贺子珍。没错，就是那位陪着毛主席走过十年峥嵘岁月，爬雪山、过草地的“井冈山才女”。 有了这层关系，贺敏学的故事就带上了一点特殊的色彩。 贺敏学可不是靠妹妹的关系吃饭的。恰恰相反，他是毛主席上井冈山的引路人之一。这位老哥，1925年入党，那会儿咱们好多开国元勋还没走上革命道路呢。他是“永新三贺”中的大哥（贺敏学、贺子珍、贺怡），在家乡江西永新搞农民运动，那真是搞得风生水起。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遭遇挫折，前路迷茫。毛主席带着队伍往南走，正是在贺敏学等人的武装接应和建议下，才最终选择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没有贺敏学这些人的鼎力相助，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可能还要多费不少周折。 论资历、论贡献，贺敏学都是妥妥的“老资格”。他参加过黄埔军校，领导过永新暴动，在中央苏区当过红军师长，负过伤、流过血，九死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到了建国后，他的行政级别却迟迟没得到公正的对待。 时间来到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忙里偷闲，找来了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杨尚奎，聊起了家常，也问起了江西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 “贺敏学现在怎么样啊？”毛主席抽着烟，随口问道。 杨尚奎赶忙回答：“主席，贺敏学同志现在福建担任副省长，工作很努力。” 毛主席点点头，又追问了一句：“他现在是什么级别？” 这一下，把杨尚奎问得有点迟疑。他顿了顿，还是如实回答：“是行政八级。”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下。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把烟蒂在烟灰缸里使劲按灭，眉头紧锁，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八级？太低了！贺敏学是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我们干革命的，他带我们上的井冈山。为了革命，他们一家牺牲了多少人！怎么能给他定个八级？” 杨尚奎一看主席动了气，赶紧解释这背后的“苦衷”。原来，贺敏学建国后有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当时在评定干部级别时，江西省委的同志们犯了难。 难在哪儿？就难在贺敏学是贺子珍的亲哥哥。 你想啊，贺子珍是主席的前妻，这层关系太敏感了。当时一些干部就琢磨：给贺敏学级别定高了，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是“裙带关系”，为了“避嫌”，为了显得自己“政治上过硬”，干脆，就把贺敏学的级别往低了压一压。 就这么个逻辑，贺敏学的级别就被定在了行政八级。要知道，当时行政七级以上就是高级干部的分水岭了。按照贺敏学的资历和建国后的职务（比如他曾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评个七级甚至六级，都合情合理。 这个理由一说出来，毛主席的火气更大了。他一拍桌子，声音也提高了八度： “为了避嫌，就降低贺敏学的级别，这就是胡闹！” 这句话，掷地有声。这不仅仅是为贺敏学一个人鸣不平，更是对那种僵化、教条、为了所谓“原则”而牺牲公平的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 毛主席接着说：“贺敏学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贡献很大。他有他的功劳，为什么要因为他妹妹是贺子珍，就压低他的级别？这是哪家的规定？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评级要看德才、看贡献、看资历，什么时候轮到看亲戚关系了？而且还是反着看，有关系的反而要吃亏？” 首先，这是对公平原则的维护。在他看来，功过是非必须分明，不能因为复杂的个人关系就让标准打了折扣。贺敏学的功劳是实打实的，因为“避嫌”就给他不公正的待遇，这本身就破坏了组织原则。这是一种非常朴素，但又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其次，这里面也饱含着他对老战友的深厚情感。毛主席是个念旧的人，尤其是对那些从井冈山、从长征路上一路跟过来的老同志，他心里总有一份特殊的牵挂。贺敏学一家，为了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妹妹贺怡（也是毛主席的弟媳）为了寻找毛主席失散的孩子而牺牲，弟弟贺敏萱也牺牲在战场上。对于这样的革命家庭，毛主席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愧疚。当他听说贺敏学因为这种可笑的理由受到不公待遇时，那种情感上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干部的关心，更是对一段历史的尊重。他是在提醒所有人：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流过血、出过力的人，更不要用僵化的、不近人情的“规矩”去寒了他们的心。 这件事后来怎么样了呢？毛主席当场指示杨尚奎：“你们江西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要尽快给贺敏学同志的级别提上来。该是几级就是几级！” 后来，经过重新评定，贺敏学的行政级别很快就调整到了七级。 其实，没有毛主席这次发火，贺敏学自己也未必会去争这个级别。 他看不惯的事情，不管对方是谁，都敢当面硬刚。也正因为这个性格，他在职场上得罪了不少人，走得并不算顺遂。但他从不在乎这些，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