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转校北京，不知父亲邓小平身份，连老师等他高一时才知其父 “1962年深秋，邓朴方，你的入团志愿书里怎么忘了填父亲姓名？”班主任一边翻页，一边抬头询问。少年抿了抿嘴，低声答：“我写上就行吗？他一直很忙。”那一刻，站在办公室门口的他并不知道，这一句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对话，马上就会让整所十三中炸开了锅。 邓朴方是抗战尾声那年出生在广西武宣老家的。母亲卓琳产后第二天就把他交给外祖母，自己随丈夫转战云南、贵州。婴儿的奶香与硝烟味道隔着千山万水，彼时的父亲邓小平正在一线筹划反攻，谁都没料到几年后局势巨变，一家人会在北平城下重聚。1949年元旦刚过，邓家孩子们被送进北平太平湖畔的小院，从此过起典型的机关大院生活，可惜邓小平整日忙公事，孩子们只能在夜里听到脚步声才知道父亲回来了。 到上小学那年，邓朴方对“副总理”这四个字毫无概念，甚至连“解放军总参谋长”都读不顺溜。八一学校的同伴们爱追着彼此问“你爸管啥的”，他总笑着摇头。老师们默契地不再追问，倒让这孩子有了天然的保护色——成绩第一，衣服带补丁，没人多想。只要一放学，他就骑那辆比个子还高的“飞鸽”回家，半路上经常被行人提醒“车闸响了”，他却顾不上细节，只想早点钻进院子里看母亲新买来的物理杂志。 十三中距离中南海不到两条胡同，可校园环境并不豪华，操场边甚至还有半截土坯墙。青春期的少年总要闹腾，他同几个伙伴翻墙跑去隔壁北京师大摘石榴，回来时衣角沾着黄沙，还顾着互相嘲笑谁抓得慢。调皮之外，他的学习一如既往地扎实，数理化统统九十分以上。老师背后议论：“小邓要是报考北大物理系，差不多十拿九稳。” 谜底终于在高一秋季团员大会前揭开。团组织要填写父母信息，邓朴方在“父亲职业”一栏里写下干练的五个字：国务院副总理。政教主任一愣，拿着表格跑进校长室核对。校园小道消息扩散极快，不到两节课，全校都知道低调的小邓原来是邓小平的长子。有人惊叹，也有人羡慕，他本人却依旧骑着那辆“咯吱咯吱”的老飞鸽，午休时仍在角落里演算习题，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可是风云说变就变。1966年，造反浪潮席卷北大校园，刚刚考入物理系的邓朴方被拉到大礼堂批斗，拳脚袭来，他从二层台阶跌下，脊柱瞬间折断。后来回忆那一幕，他只说了一句：“我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也听见有人喊‘先别打死，留着’。”救护车没有立刻到场，拖延导致截瘫，21岁的青年被永远地固定在轮椅上。 江西新建县的简陋平房里，年迈的邓小平和妻子把长子接到身边。没有高级医疗仪器，只有自制的木板病床、几瓶酒精、几卷纱布。老人抱着儿子做被动运动，三更半夜经常累得直喘气。邓朴方疼得冒汗，却逗父亲：“您这算体育锻炼了，别嫌苦。”一句俏皮话让七十岁的邓小平眼圈一下子红了。 身体无法复原，可人生不该就此停摆。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翻遍国内外康复资料，终于意识到：对残疾人最大的不公，是社会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站起来的机会。从1978年起，他频繁写信、跑部委、找朋友，用极其缓慢却坚定的方式，为残疾人争取资源。有人冷嘲热讽：“他靠的是父亲的名气。”他笑答：“名气如果能换来无障碍坡道，我愿意天天拿出来用。” 1988年，中国残联正式成立，邓朴方当选首任主席。这年他44岁，轮椅已被他当成双腿的延伸。会议桌上，他叮嘱工作人员：“别老盯着我，咱们要让几千万残疾人都能自己走到阳光里。”随后几年，中国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全国助残日、无障碍设计规范等项目相继落地。国际残奥委会授勋仪式上，他以普通西装示人，手里却攥着当年北大校园门口折断的那支铅笔，提醒自己：疼痛不是记恨，而是鞭策。 很多人至今好奇，少年时代的邓朴方为何对家世毫不张扬。或许答案很简单——他真的不知道，也从不想借来炫耀。邓小平夫妇把“普通”二字写进了家规，儿子则用一生努力去实践。即使后来拥有呼风唤雨的资源，他依然在清华东路的宿舍里吃母亲做的清汤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一天也没离开过人民。” 时间推到今天，北京西四环的助残中心玻璃门上刻着一句话：“命运给残疾人关上一扇门，社会要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落款：邓朴方。熟悉他的老同学说，这扇窗其实早在1962年的那张入团志愿书上就悄悄打开了，只是那时谁也没看懂少年低头书写时的执拗与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