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有这样一架梯子，这把梯子成为后来各国登山者，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必经之路，原来，这把梯子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时安装的。 聊1975年的梯子，得先说说15年前的1960年。 那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挑战珠峰。当时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位英雄最终成功登顶，完成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但过程极其惨烈，尤其是在“第二台阶”这儿。 那时候的“第二台阶”，在所有登山家眼里，几乎就是个“不可逾越”的代名词。英国登山家马洛里1924年尝试从北坡攀登，最终就失踪在这附近，他到底有没有登顶，也成了登山史上著名的“马欧之谜”。 1960年，登山队到了这里，束手无策。最后，一个叫刘连满的队员，甘当人梯。他蹲在岩壁上，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爬上去。在海拔八千多米的“死亡地带”，缺氧、严寒，人的体力消耗是平时的几十上百倍，做这样一个动作，几乎是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了。刘连满因为体力耗尽，最终没能登顶，但他把队友托举了上去。 这事儿，悲壮是悲壮，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第二台阶”这个坎儿，实在是太难了，难到需要用命去填。 时间来到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集结，阵容更庞大，准备也更充分。这次的目标，除了再次登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第二台阶”这道天险上，架一把能让后人安然通过的梯子。 任务是明确了，但执行起来，难度超乎想象。 你想想看，海拔8700米是什么概念？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气温常年在零下二三十度。人在那里，光是喘气、走路都费劲，更别提搞“高空作业”了。 当时负责突击架设梯子的，是四位登山队员：罗则、侯生福、桑珠和大平措。他们四个，接下了这个堪称“史上最高装修工程”的任务。 梯子是特制的金属梯，为了方便运输，分成了好几段，总长大概有6米。每一段都沉甸甸的，在平地上扛着走都费劲，更别说是在珠峰的陡坡上。 1975年5月初，突击队把梯子零件一步步运到了“第二台阶”下方。光是运输，就耗尽了他们大量的体力。接下来是安装。 在岩壁上打下岩石锥，作为固定点，是第一步。这活儿，在平地上有专业工具都不轻松。但在珠峰上，队员们穿着笨重的高山靴和羽绒服，戴着厚手套，每挥动一下铁锤，都感觉心脏要跳出胸膛。敲几下，就得停下来，靠着岩壁大口喘气。岩石被冻得比钢铁还硬，一个岩石锥，要轮流敲打很久才能钉进去一点点。 钉好了固定点，下一步就是把几段梯子连接、固定上去。这个过程更是惊心动魄。队员们半个身子悬在空中，用冻得快失去知觉的手指，去拧紧螺丝，去挂上绳索。一阵风吹来，整个人都可能被刮下去，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根据罗则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已经处于极度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每个人都出现了幻觉，脑子像一团浆糊，全凭一股意志力和肌肉记忆在操作。整个安装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多待一分钟，死亡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最终，他们成功了。当最后一颗螺栓被拧紧，这架银色的金属梯，牢牢地挂在了“第二台p阶”的峭壁上。它像一道疤痕，也像一枚勋章，刻在了世界之巅。 架好梯子后，登山队的主力队员——包括后来成功登顶的藏族女登山家潘多在内，才得以顺利通过“第二台阶”，完成了登顶。 这把梯子，一挂就是33年。 从1975年到2008年，几乎所有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各国登山者，都踩过这把梯子。它默默地承载了成百上千人的梦想，也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很多国际著名登山家，在提到这把梯子时，都充满了敬意。奥地利传奇登山家彼得哈贝尔就曾感叹，没有这架梯子，当年从北坡的攀登是不可想象的。 这把梯子，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见证。它见证了中国登山队当年的英雄壮举，也无形中对比出了两种不同的登山文化。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1975年的那次行动，核心是“集体”和“铺路”。登山队员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個人的荣誉，更是国家的荣誉，是为整个登山事业开创一个新局面。他们架设梯子，想的是“我们上去了，也要让后来人更容易上去”。这是一种奉献精神，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现实版。 而现在，尤其是珠峰攀登高度商业化的今天，更多的是“个人”和“征服”。许多登山者花费巨资，在专业向导和后勤团队的保障下，来实现个人的梦想。这本身无可厚厚非，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但有时候，这种个人主义走到极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南坡大堵车时，为了自己能早点登顶，不顾他人安危，甚至出现“见死不救”的悲剧。 时间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要上珠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也因为老梯子经过三十多年的风雪侵蚀，确实有些老化，中方决定更换一把新的、更坚固的梯子。 那把服役了33年的功勋“中国梯”，被小心翼翼地拆了下来，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西藏登山博物馆永久收藏。它终于“退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