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上海知青林小兰难产，邻居老太救了她的命。10年后，林小兰一家要回上海

1970年，上海知青林小兰难产，邻居老太救了她的命。10年后，林小兰一家要回上海，突然，邻居老太哭着说：“你们走了，我咋办………” 1969年春，16名上海知青背着帆布包，坐着晃晃悠悠的火车，来到吉林延边一个偏僻的小山沟。林小兰18岁，个子不高，扎着麻花辫，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脸上还带着点城市女孩的青涩。姚祚塘20岁，高高瘦瘦，戴着黑框眼镜，喜欢捧着书本念诗，性子温和。他们俩是上海弄堂里的老邻居，从小一起长大，探亲时感情升温，成了恋人。山村生活跟上海完全不一样，土炕冰冷，屋顶漏风，知青们挤在集体宿舍里，晚上能听见山里的风声。没人会做饭，柴火点不着，饭烧出来半生不熟，吃得大家肚子咕咕叫，好几个知青都病倒了。 村里有个67岁的朝鲜族老妇人，叫李生今，大家都喊她阿妈。她瘦得像根柴，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穿件灰色粗布袄，拄着根木杖。丈夫早年去世，她没儿没女，一个人守着村尾的两间土房，靠种地和养几只瘦鸡过日子。阿妈性子爽朗，每天背着竹篓上山拾柴，嘴里哼着朝鲜小调。知青们刚来时，她看他们连火都不会生，主动过来教。她的朝鲜语知青听不懂，就靠手势比划，劈柴、引火、熬粥，手把手教得耐心。林小兰和姚祚塘跟阿妈走得近，阿妈常送点自家种的野菜或腌的辣白菜给他们，日子虽苦，多少有点人情味。 1970年秋，林小兰怀孕了。她和姚祚塘还没结婚多久，俩人年轻，没经验，宿舍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生活紧巴巴的。孩子来得突然，他们手足无措，觉得养不起，打算不要了。阿妈听说后，急了，拄着拐杖找到他们，挥着手说孩子得生下来，她来帮着带。阿妈这辈子没生过孩子，但特别喜欢小孩，眼神里满是期盼。林小兰和姚祚塘被她的话打动，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生产那天，林小兰难产，情况危急。阿妈披上旧棉袄，摸黑走山路，找来村里唯一的产婆。产婆带了草药和工具，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孩子终于生下来，林小兰却虚弱得起不了身。阿妈二话不说，宰了自己仅有的两只下蛋鸡，熬了鸡汤给林小兰补身体。汤端上来，热气腾腾，林小兰喝得眼泪直掉。姚祚塘在一旁看着，攥紧了拳头，暗暗发誓要记住这份恩情。 孩子出生后，集体宿舍太挤，孩子哭声还常惹人烦。阿妈拍拍胸脯，把林小兰一家接到自己家。她的土房破旧，墙皮斑驳，但收拾得干净，炕烧得暖和。阿妈腾出一间房给他们，自己睡在堂屋的小炕上。白天，林小兰和姚祚塘下地干活，阿妈背着孩子，用旧背篓改成的摇篮，走到哪背到哪。孩子长到五岁，阿妈每天牵着他走一里多路去村里上学，雨天就披上蓑衣，把孩子护得严严实实。村里人都说，阿妈把这孩子当亲孙子疼，照顾得比谁都细心。 时间过得快，到了1979年，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宿舍里年轻人收拾行李，个个兴奋，憧憬着回上海的日子。林小兰和姚祚塘却高兴不起来。十年了，他们跟阿妈早就像一家人，吃饭一块吃，干活一块干，孩子叫阿妈比叫他们还亲。阿妈年纪大了，一个人留在这山沟里，日子怎么过？他们也想过带阿妈走，可上海的房子小，工作还没着落，带着孩子已经够呛，再带个老人，怕是更难。但一想到阿妈这些年的好，林小兰和姚祚塘咬咬牙，决定不能扔下她。 他们找到村长，把想带阿妈走的想法说了。村长了解他们跟阿妈的关系，痛快地帮着办了手续。回上海后，一家四口挤在12平米的弄堂房里，屋里就一张木床、一个旧衣柜，日子紧巴巴。姚祚塘和林小兰找了份工厂的活，俩人加起来一个月才72块钱。即便这样，他们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就先给阿妈买了件深蓝布衫。阿妈穿着新衣，站在弄堂口，邻居们围着夸，她笑得合不拢嘴。他们还带阿妈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阿妈眯着眼，双手合十，激动得说不出话。 为了让阿妈适应上海，他们在家尽量说朝鲜语。阿妈也学着说几句上海话，磕磕绊绊地说“侬好”，逗得孩子咯咯笑。时间一晃，阿妈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使，眼睛也花了。林小兰每天给她洗脚，拿热水泡着，擦得仔仔细细。姚祚塘弄了个简易轮椅，推着阿妈去弄堂口晒太阳，邻居递来瓜子，阿妈分给孩子吃。1991年，阿妈89岁，病得起不了床。林小兰守在床边喂粥，姚祚塘念着村里的旧事。阿妈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手握着他们的手。 22年，人生能有几个22年？阿妈在他们最难的时候拉了他们一把，救了林小兰的命，带大了他们的孩子。他们也没辜负这份恩情，把阿妈当亲人，养老送终。这故事听着简单，却满是人情味。阿妈养他们小，他们养阿妈老，血缘不重要，心连着心才真。你说，这世上还有啥比这更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