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外宾，看着纸条骤然变脸：龚澎走了 【1970年9月20日11时32分】 “总理，这是急电。”警卫员低声提醒，周恩来微微点头，抽出折好的纸条。几秒钟后，他的手停在半空，原本温和的目光忽然失了焦距。屋内外宾尚在寒暄，谁也没料到，短短一句“龚澎逝世”，会让这位久经风浪的政治家陷入无声的哀痛。 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一天西花厅的空气像突然被抽走。周恩来沉默良久，嘴里轻轻重复：“她走了？”随后把纸条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夹克内袋，再转身向客人致歉，神情却再难恢复从容。很多年里，他对年轻同事提起这位女新闻司长，总爱加上一句：“她的位子，没人能替。” 龚澎是谁？对四十岁以上的读者来说，她的名字已不陌生，可要完整拼出她的一生，却并不容易。1914年秋天，她降生在日本横滨，父亲龚镇洲是同盟会员、黄埔校友，母亲徐文与黄兴家族有亲。战火与流亡伴随童年，她和姐姐龚普生自小耳濡目染，对“国家”二字有着异乎常人的执拗。 19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校门口的梧桐叶尚未转黄，她已成校园里公认的“能说英语的古典美人”。然而，比起舞会邀请函，她更在意学生会张贴的时事传单。“一二·九”运动爆发，她带头爬城洞、拉城门，硬是把游行队伍领进北平城，男同学半开玩笑给她取了个绰号——“花木兰”。 1936年，她在党旗下写下新名字“龚澎”。毛泽东见到她的登记卡片时笑道：“好，澎湃之澎。”短短四字，成了延安窑洞里的小插曲。那半年，她白天旁听马列主义课程，晚上替斯诺的手稿做英译。毛泽东路过时常打趣：“小龚，这里可缺个英文老师。”她回说：“主席，学生还差得远呢。”寥寥几句，能看出她一向的清醒和自持。 1938年初春，她拎着行李踏上去太行的简陋卡车，随后又奉命抵重庆。山城灯火阑珊，她的履历从“记者”变成了“统战联络员”，再变成“周恩来外事助手”。在桂园的小客厅里，她用英文与路透社记者辩论，也在熬夜时给丈夫刘文华写信：“十天一封，别忘了。”可战争从不怜惜儿女情长。1942年，她先失父亲，后得噩耗——刘文华因急性腹膜炎逝世。周恩来把真相告诉她时，只说了一句：“我不忍让你再痛。”她听完，转身掩面，却没让人看见泪水。 伤痛并没摁住她的脚步。不到一年，她与乔冠华并肩投入《新华日报》外事组。两人每天相对坐在打字机前，敲完一版又一版英文社论。“字迹要平，看的人才多。”她常这样提醒乔冠华。后来在香港，他们以最短的时间创办《中国文摘》，把大量稿件偷偷送往海外。乔冠华回忆：“她校对文字像捻针，一错都不放过。” 1949年，北平城头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35岁的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那是一个连楼房都未配齐的司局，她干脆卷起袖子亲自画格子、定标点、列流程，笑称“养在襁褓里的新闻司”。有人担心女同志压不住场面，她却只说：“开记者会，先把数字吃透就不怕。” 时间跳到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即将开幕。周恩来抵瑞士的第二天，就让龚澎把资料室“铺”进宾馆地下层。1700万字的背景材料一页页装订，分类码号，她盯到凌晨三点还在比对页码。第一次记者会来了三百多名各国记者，她步履稳健走上讲台，用流畅英文开场：“Gentleme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随后条理清晰地阐述中国立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边记录边感慨：“中国代表团的年轻女士，像一把精确的手术刀。” 日内瓦之后，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类外电报道里：1955年万隆会议、1961年再赴日内瓦、1963年周恩来亚非十四国之行……有人注意到，每当外国记者问题尖锐，她的回答往往先引用数据，再补一句幽默，比如“贵国外卖这么贵，我们可买不起采访费”——既维护原则，又化解尴尬。不得不说，这份分寸感让不少老外服气。 然而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还是在悄悄消耗她的健康。60年代末，她已习惯把速效救心丸放在随身小包。1970年初夏，她听说韩素音要访华，特意吩咐礼宾司“找花店订一束白玉堂，不要太大，别让老友为难”。可就在赴机场迎客前夜，她在卫生间突感天旋地转，当场倒地。乔冠华抱她上车，一路呼喊：“小龚，撑住！”可那时已是脑动脉破裂的先兆。 301医院抢救当晚，总理三次来电询问。会诊迟了十来小时，医生直言“上半部脑组织坏死”。急诊外的白炽灯亮了又灭，周恩来在走廊踱步，低声对护士说：“尽人事。”随后派保健人员去学习植物人护理经验。可医学奇迹终究没出现。9月20日凌晨，仪器上的波形走成直线，龚澎的生命定格在56岁。 葬礼低调。人民日报角落里只有一条不足百字的讣告。可北京外交圈私下流传着一句话：“那位会在记者会上微笑的女士，再也听不到翻译耳机里的回声了。”很多年轻译员是看着她的速记稿入行的。他们说，龚司长留给他们的不只是职业榜样，更是“什么叫中国人的气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