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汉奸陶锡三在家里宴请日军。突然，她听到女儿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陶锡三跑过去一看，几个鬼子正在撕扯她女儿的衣服…… 说起汉奸，你脑子里冒出来的可能是啥样？是电影里那种贼眉鼠眼、点头哈腰的丑角，还是小说里心狠手辣、丧尽天良的恶棍？其实啊，真实历史里的汉奸，面孔可复杂多了。 陶锡三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还留过洋，在日本读的政法大学。回国后，当过律师，做过议员，后来下了海，在南京汤山开了家挺高档的浴池，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乡绅。 他还特别热衷慈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陶锡三就以红卍字会的名义，给日本捐钱捐粮。这事儿，让他早在日本人那儿挂上了号，算是个“亲日友人”。 1937年南京城破，人间地狱。日军的暴行，咱就不细说了，说多了心脏受不了。城里活下来的人，要么躲在外国人搞的“安全区”里苟延残喘，要么就得想别的辙。 日军占了城，也头疼。偌大个南京，死气沉沉，秩序混乱，这不行啊。他们急着找人出来，组建一个听话的班子，帮他们“维持秩序”，说白了，就是成立个伪政权。 找谁呢？有头有脸的大官、大商人早就跑光了。这时候，他们想起了陶锡三。 一来，这老先生没跑；二来，他以前对日本“友好”；三来，他身份不高不低，当个傀儡正合适。 于是，在一些有心人的撮合下，比如一个叫孙茂荣的，就把62岁的陶锡三推上了前台。1938年1月1号，“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粉墨登场，会长，就是陶锡三。 当上这个“会长”，陶锡三的生活立马不一样了。出门坐上了最新款的雪佛兰轿车，天天跟日本军官推杯换盏，好不风光。他似乎忘了自己那个“不问政治”的道院信条，开始满城张贴标语，说什么“皇军是来解救我们的”。 这委员会都干了些啥好事呢？维持秩序？安顿难民？别逗了。他们干得最起劲的几件事，一是把安全区的难民往外赶，烧人家的窝棚，断人家的口粮，逼着大家回去给日本人当顺民。二是帮着日本人搞户口登记，清查藏在老百姓里的中国军人。 最恶劣的，是帮着日军搜罗慰安妇。 史料记得清清楚楚，光是12月18号到20号，短短三天，就有三百多个中国妇女被他们送进了人间地狱。 你说，干这种事，陶锡三心里能没点数吗？他肯定有。但他选择了把良心揣兜里。他可能觉得，只要把日本人伺候好了，自己的家，自己的荣华富贵，总能保住吧？ 可惜啊，他想得太美了。跟魔鬼做交易，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赔上什么。 很快，报应就来了。 1938年的元宵节，陶锡三为了进一步巴结他的日本主子，在自己家里大摆宴席。为了这顿饭，他费了大心思，南京城里买不到好食材，就派人专门跑到镇江去采购。 酒席上，陶锡三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那帮日本军官伺候得舒舒服服。看着主子们一个个酒酣耳热，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步棋又走对了。 就在这时，后院东厢房，突然传来了他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救命啊！救命啊！” 陶锡三心里“咯噔”一下，酒都醒了一半。他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推开门一看，当时就傻眼了。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正在撕扯他女儿的衣服，旁边，他的姨太太也衣衫不整地倒在地上。 “太君！太君！手下留情！这是我的女儿啊！”陶锡三当时就懵了，一边作揖一边哀求。 可那帮畜生哪里会听他的。一个日本兵嫌他碍事，回手就是一巴掌，直接把他扇倒在地。另一个一脚踹在他心窝上，他腰里那块心爱的玉佩，“啪”一声，摔得粉碎。 女儿的哭声，姨太太的尖叫声，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想爬起来，想去拼命，可冰冷的刺刀已经顶在了他的喉咙上。 他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跟这帮禽兽讲不了道理。他连滚带爬地跑回前厅，去找那些他刚刚还在敬酒的日本军官，他以为这些“大人物”会管一管。 谁知道，领头的那个日本军官听完，只是轻蔑地笑了笑，跟着他走到后院。看了一眼屋里的惨状，然后拍了拍陶锡三的肩膀，用一种极其轻佻的语气说：“陶会长，你的，很会招待。这个礼物，我们收下了，谢谢。” 说完，几个日本兵就把已经昏死过去的母女俩，用毯子一裹，直接带回了军营。 这算什么？求仁得仁？还是自作自受？ 更狠的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队日本兵直接冲进他家，把他家里的财产、古董、字画，洗劫一空。连他最宝贵的那些宗教经书，都给抢走了。 他去找日本人理论，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就一句话：“不知，无从查询。” 这时候，陶锡三才算真正明白。在日本人眼里，他算个什么东西？他甚至连一条狗都算不上，他就是一个用旧了随时可以扔掉的夜壶。你需要他的时候，拿出来用用；不需要了，一脚踢开，还嫌你脏。 后来，这个“自治委员会”解散，他又在汪精卫的伪政权里当了个没什么实权的立法委员。他就这么不尴不尬地，熬到了1945年。 抗战胜利，大快人心，接下来就是清算汉奸。 陶锡三被抓了。 他的人生，最后那几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不知道在铁窗之后，他会不会时常想起那个元宵节的夜晚，想起女儿那声凄厉的“救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