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的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微笑] 1949年10月，澳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57岁的包惠僧正在翻阅《大公报》。当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时，这位中共一大代表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写信回北京。 1921年7月，26岁的包惠僧作为陈独秀指派的代表，与董必武、毛主席等13人共同出席中共一大，他不仅参与了会议记录，还在南湖游船上参与了最后的议程表决。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因未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夏斗寅叛变动向，被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最终选择脱离组织，进入国民党政府工作，官至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包惠僧拒绝随迁台湾，带着家人避居澳门。一家人生活拮据，挤在不足20平米的阁楼里。 女儿包晓兰回忆说：“父亲那段时间经常关注广播里的消息，特别是关于解放军的报道”，每当听到相关内容，他都会格外专注。 当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包惠僧连夜写下三封信，分别寄给了毛主席、周总理和董必武。在给毛主席的信中，他承认自己“走了弯路”，但表达了回归的强烈愿望。 这封信通过了中央统战部转呈后，毛主席很快给出回复：允许他回归，但需如实交代脱党后的经历。周恩来也特别强调，要让他“放下包袱，把历史问题讲清楚”。 包惠僧随即用三个月时间写下7万余字的自述材料，详细说明1927年至1949年的全部经历。 这份材料甚至包括了他1931年为蒋介石起草《攘外必先安内》讲稿的具体细节。 1950年的春天，包惠僧携全家乘船抵达天津。 当包惠僧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这位总理主动提起了1927年南昌起义前的往事，对他说：“现在总算追上队伍了”。 重新回到组织怀抱的包惠僧，很快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54年毛主席特意点名让他参与中共一大会址的考证工作。 在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一大会址，包惠僧凭借当年的记忆，详细指出了会议室的布局变化。他告诉工作人员，当年李汉俊就是在楼梯口望风，现在的栏杆花纹都已经不同了。 这些珍贵的回忆为一大会址的准确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包惠僧的证言被完整收录在会址档案中，成为研究党史的宝贵资料。 包惠僧之后还经常应邀到各地讲述一大的历史，他总是说，虽然自己走过弯路，但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就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1979年7月，85岁的包惠僧在北京病逝。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从革命的先驱者到脱党的迷茫者，再到重新回归的老党员。 包惠僧的人生轨迹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复杂与变迁。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党和国家选择了包容与接纳，让一个曾经迷失的老人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信源来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恩来年谱》《人民日报》历史档案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