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温州有个叫张嘉仪的书生，受邀去北京当官，可走到半路，他却意识到不妙：“我是汉奸啊，去了会不会被抓起来？” 沪宁线火车哐当驶过长江大桥时，张嘉仪攥着那封印着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抬头的信，指尖在 “梁漱溟谨邀” 几个字上反复摩挲。 信里说 “先生之才，当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所用”，还附了张去北京的卧铺票。 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补丁摞补丁的蓝布长衫，想起在温州中学讲《论语》时。 学生们总说 “张先生比县里的老秀才讲得活”，心里那点忐忑，早被对未来的憧憬盖了过去。 变故出在车厢里的一场争论。后排两个穿军装的干部在聊镇压反革命的进展，说到清查汉奸时，一个干部提高了声音： “像胡兰成那种，给汪精卫当宣传部次长，写文章替日本人吹‘大东亚共荣’，就算隐姓埋名，挖地三尺也得揪出来！” “胡兰成” 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张嘉仪猛地一颤。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为了躲风头，他在温州找剃头匠把额前的头发留长了些，还蓄了山羊胡，连说话口音都改了，可那干部嘴里的 “宣传部次长”“替日本人撰文”，句句都戳在他的痛处。 他哪是什么张嘉仪？他就是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从南京伪政府仓皇出逃的胡兰成。 1906 年出生在浙江嵊县的胡兰成，早年确实是块读书的料。爹娘求着乡绅认他做干儿子，才凑够钱送他去绍兴府中学堂。 20 岁那年，他在《申报》上发表文章骂地方豪绅，被抓进牢里，还是干爹托关系把他捞出来的。 那时候的他，笔下全是 “家国天下”，谁能想到十几年后，他会跪在汪精卫面前，说 “愿为和平运动效犬马之劳”。 1939 年，南京的伪政府办公楼里，胡兰成穿着笔挺的西装，接过那份 “宣传部政务次长” 的任命状。 他知道这官是怎么来的 —— 日本人看中他笔下的 “柔性文章”，能把侵略包装成 “共荣”；汪精卫欣赏他 “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的本事。 那些年，他写的《战难，和亦不易》，把投降说成 “曲线救国”，刊登在汪伪控制的所有报纸上，连他老家嵊县的乡亲，都在背后骂他 “胡兰成这个畜生”。 日本投降那天，胡兰成正在南京夫子庙喝花酒。听到广播里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的消息，他吓得摔了酒杯，连夜换上一身农民的粗布衣服，跟着逃难的人群往浙江跑。 一路上，他看到被枪毙的汉奸尸体挂在电线杆上，肠子都悔青了 —— 早知道日本人垮得这么快，当初说什么也不该趟这浑水。 在温州隐姓埋名的五年，他靠着给人写信、抄经书糊口。有次在图书馆遇到梁漱溟，对方正在考察乡村教育。 听他讲《诗经》讲得头头是道，又听说他 “曾因骂伪政府被通缉”（这是他编的谎话），便引为知己。 梁漱溟哪里知道，眼前这个谈吐儒雅的 “张嘉仪”，就是当年在南京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大汉奸。 火车快到上海站时，胡兰成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他想起离开温州前，房东老太太塞给他的煮鸡蛋，说 “到了北京当大官，别忘了咱们温州的好”。 想起学生们凑钱给他买的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 “师恩难忘”。这些善意像针一样扎着他 —— 他们敬的是 “张嘉仪”，不是双手沾满血的胡兰成。 火车刚停稳，他拎着那个装着几件换洗衣物的小包袱，几乎是踉跄着冲下站台。 他不敢去退票，也不敢坐电车，就沿着铁轨旁的小路一路狂奔，直到看见黄浦江的水，才瘫坐在芦苇丛里。 后来他混在逃难的人群里，用身上最后一块银元买了张去香港的船票，再从香港偷渡到日本，这一去，就是三十年。 1973 年，胡兰成在东京的寓所里，收到一本从大陆寄来的《梁漱溟全集》。 翻到那篇写于 1950 年的《文化建设刍议》，里面提到 “曾识一浙中儒士张嘉仪，才思敏捷，惜未得见其赴京”，他盯着 “张嘉仪” 三个字，突然老泪纵横。 窗外的樱花落了一地，像极了当年在南京伪政府办公楼前，被风吹落的白玉兰。 1981 年，胡兰成在东京病逝。他的遗嘱里说 “骨灰不必归乡”，大概是知道，浙江嵊县的祖坟，早就容不下一个汉奸的骨灰了。 那些年他在日本写的书里，总说自己 “当年是为了减少战火”，可历史的账本记得清楚。 1943 年他替日本人写的那篇《大东亚共荣圈之文化基础》，直接导致三个宣传抗日的学生被抓进宪兵队，再也没出来。 火车上那场无意的争论，终究成了他逃不掉的宿命。有些债，不是改个名字、换身行头就能赖掉的。 有些错，一旦犯下，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终会被钉在该在的位置上。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胡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