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大乱，瓦岗军首领李密是一等一的人杰，手下又有李勣、单雄信、程咬金等一众名将，为何却未能夺得天下？ 李密的先祖李弼，是西魏八柱国之一，与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家族同属关陇军事集团的骨干成员。 李密在青年时便得到隋朝重臣杨素的青睐，与其儿子杨玄感结为好友。 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特意派人征召李密为谋主。 此时的李密展现出惊人的战略眼光，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袭据涿郡，扼住隋炀帝东征高句丽的后路；中策攻占长安，依托关中形胜徐图天下；下策则是围攻洛阳，但 “顿兵坚城之下，胜负难测”。 然而急于求成的杨玄感选择了下策，最终兵败身死，李密也因此成为朝廷钦犯，开始了流亡生涯。 在投奔瓦岗之前，李密曾辗转于多个反隋势力之间，先后依附郝孝德、王薄等义军首领，但都因 “不被礼待” 而离去。 直到大业十二年（616 年），李密通过旧友王伯当结识了瓦岗军首领翟让，才终于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 此时的瓦岗军还只是活跃在荥阳一带的地方武装，以劫掠运河商旅为生，缺乏明确的目标。李密的到来，首先是帮助翟让解决了生存危机，他设计击杀隋朝名将张须陀，解除了瓦岗军的最大威胁，从而赢得了翟让的初步信任。 李密为瓦岗军制定的发展路线，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与远见。李密敏锐地意识到，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天下大乱之际，粮食是最重要的物资。因此，李密力主瓦岗军转向 “以仓聚众” 的战略。 大业十三年春，李密亲率精兵奇袭兴洛仓，这座隋朝最大的粮仓之一存储着数量惊人的粮食。李密下令开仓放粮，“百姓襁负而至，老弱襁褓，道路相属”，数旬之间便聚集了数十万兵马。 紧接着，李密又制定了 “先取洛阳，再图关中” 的扩张计划。他率军击败隋朝东都留守王世充的多次反扑。 此时的瓦岗军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拥有大量的猛将、谋臣，兵力号称百万，成为隋末最具实力的武装。连李渊在太原起兵时，都不得不写信给李密 “卑辞推奖以骄其志”，承认其盟主地位。 但在瓦岗军快速扩张的背后，巨大的隐患也在悄然滋生。 翟让作为瓦岗军的创始人，虽主动将首领位置让给李密，但他的旧部与李密到后提拔的“新部”间始终存在隔阂。 李密一方面需要依靠翟让旧部维持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对翟让的存在深感不安。这种矛盾在大业十三年十一月达到顶点，李密以宴请为名，设伏诛杀翟让及其亲信，包括瓦岗军元老单雄信的兄长单雄忠。 翟让被杀后，秦叔宝、程知节等将领虽然继续效力，但内心已生离意；而单雄信虽然被迫谢罪，却在后来的大战中按兵不动，成为导致瓦岗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占领洛阳外围后，李密陷入了与王世充的长期对峙，这场消耗战成为瓦岗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从地理来看，洛阳作为隋朝东都，城防坚固且粮草充足，并非理想的攻击目标， 这正是李密当年劝诫杨玄感的道理，却在自己掌权后重蹈覆辙。究其原因，既有利益的考量（洛阳周边富庶，便于补给），也有诱惑（占领东都可号令天下），更有矛盾（瓦岗军将领多为山东人，不愿远征关中）。 就在李密顿兵洛阳城下的同时，李渊在太原起兵，仅用四个月便攻占长安，占据了 “形胜之区，四塞之国” 的关中。 此时李密仍有机会调整战略：他的部下柴孝和曾建议 “亲率精锐，西袭长安，然后东向以定中原”， 但李密以 “洛阳未下，不可离去” 为由拒绝。这一决策失误，使其丧失了争夺天下的最佳时机。 等到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天下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李渊集团控制关中，王世充在洛阳称帝，窦建德割据河北，而瓦岗军则因长期征战元气大伤，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 更致命的是，李密在处理与其他势力的关系时，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固的联盟。他既看不起李渊， 又敌视王世充的 “篡隋自立”，对河北的窦建德采取漠视态度，甚至与江淮的杜伏威发生冲突。这种四面树敌的策略，使得瓦岗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相比之下，李渊则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对李密 “卑辞厚礼” 以稳住东方，对突厥 “纳贡” 以换取支持，集中力量巩固关中根据地，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 618年九月的邙山之战，成为压垮瓦岗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王世充趁瓦岗军粮草匮乏之机发动突袭，李密不听裴仁基 “固守疲敌” 的建议，执意率军出战。 交战前夕，单雄信等将领按兵不动，李密寄予厚望的骑兵部队又被王世充击溃，导致全军溃败。这场战役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失误，不如说是瓦岗军内部矛盾的总爆发。 当李密逃至洛口仓时，守将邴元真已暗中勾结王世充；退至虎牢关时，将领张童儿又率军投降。众叛亲离的李密，最终不得不接受王伯当的建议，率残部西入关中投降唐朝。 降唐后的李密，依然无法放下贵族的身段。李渊虽然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封其为邢国公，甚至将表妹嫁给他，但实际上并不授予实权。 这种落差让李密难以接受，仅仅过了半年便试图叛唐自立，最终在熊耳山被唐军斩杀。#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