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刘亚楼出国归来，妻子翟云英见他脸色很不好，便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刘说腹部疼痛，结果一查，得了肝癌。离世前，他交代妻子三件事，还叮嘱她务必改嫁！#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1946年，快要四十岁的刘亚楼，还是孤身一人，这倒不是他不找，此前他已有过两段婚姻，但都已失败结束。 第一任妻子叫凌漪，他们相识于抗大，相互了解之后便走入婚姻，婚后不久凌漪生下一子，刘亚楼十分高兴。 在当他感受着婚姻中的温馨时刻时，组织安排他到苏联进行军事学习，而在苏联时，又正好赶上苏联爆发战争，刘亚楼便加入到战斗中。 然而就此刘亚楼与国内的妻子凌漪便失去了联系，妻子一直联系不上远在苏联的丈夫，便以为刘牺牲了，后来她改嫁另一位红军干部。 刘亚楼在苏联也一直在打听妻子的消息，后来他从别人口中得知妻子另嫁他人，伤心不已，但也可以理解 ，自我安慰道：“她毕竟那么年轻呢”。 此后，他安心留在苏联，认识了一个叫苏丽娃的姑娘，她是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与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都是同学。 两人因为共同学习俄语而相识，经过了解，发现彼此志同道合，并产生感情，于是顺理成章结为夫妻。 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便结束了，刘亚楼再度成了单身。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跟随苏联红军，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 他抵达大连后，担任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市委的联络员，此时他已35岁，仍是单身，由于工作繁忙，根本没有考虑过个人婚姻问题。 不过对于他的婚姻大事，却是有人关心的，这个人就是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 1946年冬日的一天，韩光神秘兮兮地对他说：“亚楼，今晚请你去王西萍同志家。”，刘以为有任务，表情严肃，韩面露喜色告诉他，今晚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他相亲。 刘亚楼对此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还是如约去了，一眼便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小姑娘，王西萍指着那个小姑娘介绍道：“亚楼，这是大连的妇女代表、小学教员翟云英同志。上次群众大会，她就是发言代表之一。” 刘亚楼心想怪不得很眼熟，翟云英当时在台上控诉日军罪行，全场动容，令他也是印象深刻。 之后王又向翟云英介绍道：“小翟，这是刘亚楼同志，在苏联多年，刚从苏联回来不久，你又是半个苏联人，你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这句话倒是不假，刘亚楼在苏联生活多年，对苏联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而翟云英本人则本身有着苏联血脉，她的母亲是苏联人，父亲是逃难过去的华工。 翟云英出生在苏联，一岁时跟着父母回到中国大连，但不幸的是，1942年翟云英父亲被日军杀害，这也是翟云英长大后加入到抗日战斗的重要原因。 两人相互打了招呼，在握手时，翟云英已经显得不好意思了，但刘亚楼还是很顾虑的。 他对小翟的印象很好，看得出小翟对他也有好感，但两人年龄差距有15岁，他自己又经历过两次婚姻，而且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之后他会全心全意忙于战争，说句不好听的，牺牲也是很有可能的，他不能那么自私。 两人交往数次后，刘便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翟云英，但翟云英的一番话令他十分动容。她说：“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我父亲就是被日寇杀害的，这也是我参加革命的原因，我不怕牺牲。” 刘亚楼听后，不禁更加欣赏眼前这个志同道合、深明大义的女孩，两人就此定情。不料翟云英的母亲却不同意，为了得到翟母的认可，刘亚楼亲自去见她。 一见面，他就喊她：“妈妈莎”，这是苏联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刘亚楼在苏联生活多年，对苏联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他用地道的俄语与翟母交流，马上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并且他把自己过往的婚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翟母，他的真诚打动了翟母，她终于同意他们结婚了。 1947年5月1日，19岁的翟云英与37岁的刘亚楼结婚。婚后刘在前方打仗，翟云英则在后方忙碌，两人很少见面。 但他们的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从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后，两人相互扶持，陪伴着走过了许多艰难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员，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任务艰巨，刘亚楼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为空军的组建立下汗马功劳。 1964年，他从国外访问归来，回到家中，脸色很不好，翟云英担心地问他，是不是病了，刘指了指腹部，说疼得厉害。 之后他们到医院做了检查，得到的结果令人痛心，刘得的是肝癌。躺在病床上的刘，向妻子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件，辛苦妻子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第二件，希望妻子替他尽孝，赡养他的父亲，为他养老送终； 第三件，他曾答应帮翟母寻找失联的亲人，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做到，希望妻子完成这件事。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病逝，终年55岁。他没有完成的三件事，妻子翟云英都替他完成了。 刘死后，翟云英未再改嫁，于2021年12月5日病逝，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