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那个秋夜，毛乌素沙漠的风裹着沙砾，像无数把小刀刮过土坯房的窗棂。19岁的殷玉珍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眼泪把枕巾洇出深色的斑——她是被父亲用一头毛驴“换”来的媳妇，眼前这片望不到边的黄沙，就是她被命运钉死的牢笼。新郎白万祥在黑暗里坐着，烟袋锅的火星明明灭灭，他不说话，只是在她哭到抽噎时，悄悄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天刚蒙蒙亮，殷玉珍摸到门边，手指抠进沙土里才惊觉：一夜风沙早已把门板埋得严严实实。她用尽全力推、用拳头砸，回应她的只有沙子簌簌落下的声响，像在嘲笑她的徒劳。那一刻，积攒的绝望轰然炸开，她抱着门框哭，从日出哭到日落，泪水流干了，喉咙哑成破锣，整整七天七夜，连风声都像是在陪着她呜咽。 后来她终于找到机会跑了，可抬脚就是没边的黄沙。太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又缩成一团，她分不清东西南北，脚底板被烫得冒泡，嘴里灌满沙子。就在她快要栽倒时，身后传来熟悉的喘息——白万祥一直跟着，手里攥着半块干硬的沙米饼，递过来时手都在抖。“回去吧，”他声音涩得像砂纸，“我给你挖井，咱种树，总有活法。” 日子苦得能嚼出沙。春天吃沙蓬子，秋天挖沙米，一碗粥里能沉淀下半碗沙砾。直到有天，她听说了牛玉琴在沙漠里种出树林的事，眼睛突然亮了——原来这死绝的黄沙里，也能刨出希望？1986年开春，她盯着家里那只瘸腿的羊看了三天，终于咬咬牙，换回600棵树苗。她蹲在坑边，用手把带刺的沙粒捡出去，给每棵苗浇的水都数着滴，夜里还爬起来好几次，怕风把它们吹倒。 可沙漠从不是善茬。一年后，600棵苗只剩下不到100棵，瘦得像豆芽；好不容易种的5000株旱柳，一场风沙过，连个树影都没留下；白万祥拼死挖的井，转天就被黄沙填成了土堆。夏天，沙子烫得能煎鸡蛋，她光着脚挑水，脚底板结了层又一层茧；冬天，寒风像刀子往骨头缝里钻，她裹着破棉袄，照样在地里刨坑。 1989年那个春天，她听说林川村有5万株没人要的树苗，拉着白万祥，套上三头老牛车，凌晨三点就往苗圃赶。狂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疼得睁不开眼，夫妻俩弓着背推车，牛蹄子陷进沙里，每一步都像在拽着千斤石。回到家，他们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一个刨坑，一个扶苗，井水不够就用洗脸水、洗脚水，整整半个多月，每天只睡两三个时辰。 树被吹走了，就再种；井被埋了，就再挖。一年，两年，十年……当第一片绿在沙丘上铺开时，殷玉珍抱着树干哭了，这次的眼泪是热的，带着甜味。后来，谷子在沙地里结了穗，桃子压弯了枝头，连狐狸、野鸡都来安家了。她又带着人修路，9公里的沙漠公路，一锨一镐挖了整整两年，汽车终于能开进这片曾经的“绝地”。 如今，7万多亩树林在毛乌素沙漠里扎了根，200多万株杨树举着绿叶，沙柳在风中摇晃着紫红的枝条。殷玉珍站在林子深处，听着鸟叫，看着远处农牧民种树的身影，皱纹里都盛着笑。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在土炕上哭到绝望的姑娘，会把沙漠种成绿洲，还成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里，那个让世界记住的中国女性。 风还在吹，但这风里，已经带着草木的清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