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治求见毛主席要钱，周总理了解来龙去脉后笑言：你上当了 ［1950年3月，北京中南海］ “报告，李治同志求见。”警卫员轻声禀告。 “李治？快请进，枪也不必留下。”毛主席呵呵一笑，挥了挥手。 他来得急，行李只有一只帆布包，里面塞着厚厚一沓预算表。开口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军事学院缺药、缺器械，刘伯承让我向中央讨点钱。”周总理握着茶杯，眯眼听完，忽然拍了拍李治的肩：“这趟路啊，你上当喽！刘老总囊里羞涩，就让你出面，他心里门儿清——你和主席更熟。”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阵爽朗笑声。 事情虽带玩笑，却真急。南京军事学院刚挂牌，学员来自各大战区，操场上尘土飞扬，医务所里却连一台高压灭菌锅都没有。刘伯承估着院部拨款，左算右算实在拿不出，只好把当年在西北并肩作战的老搭档李治推到最前线——这回不是前线救伤，而是前线化缘。李治心里明白：不开口，几百名青年军官的健康就得打折扣；开口吧，又怕给中央添麻烦。纠结一路，才有了刚才那句直率的“要钱”。 为什么刘伯承偏偏选李治？原因说来不复杂。论资历，李治早在瑞金当军医时就打下名气；论交情，他与中央几位领导结下了命命相托的交往。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年前，江西永新那户木材商的十四岁独子，正因一场霍乱改变人生轨迹。尸体抬来抬去，少年李圣治（那时还未改名）第一次真切感到生命脆弱，暗暗发誓：学医，让身边人少些哭声。 大学毕业，本想在南昌静静开诊所。偏偏乱世不让人清净，国民党十八师把他一股脑征去做上尉军医。“打仗我不怕，怕的是错救人。”他这么记在日记里。1930年底，张辉瓒部被红军围歼，李治干脆成了俘虏。红军没给他上脚镣，却递来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还请他替伤员动刀缝合。想想国民党兵营里的鞭子，再看看帐篷外战士们你帮我、我帮你的情景，李治心里那点犹豫瞬间化开——留下！几个月后，他已是红军第四医院军医，夜里用马灯写教材，白天扛担架下战壕。 长征途中那场高烧，把周总理直接撂倒在防潮湿的木板床上。前后来了三拨医生，病因众说纷纭，体温却一路飙。李治摸着总理滚烫的额头，心里咯噔一下：再拖下去怕要出事。他顶住压力做穿刺，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紧急放脓后再服药，三天见效。周总理醒来第一句话是：“李治，你不怕担责？”李治笑：“怕，但更怕您出意外。”一句话让周总理记了一辈子。 还有一桩事常被人挂在嘴边——草地上救贺子珍。敌机扫射后，贺子珍浑身血迹，连护士都急哭了。李治从背包里翻出仅剩的一块纱布，狠狠撕成两半，一半堵动脉，一半包成引流条。毛主席赶到时，贺子珍已转危为安。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你救了她，也救了我的心。”从此“李医生”三个字，在中央首长间成了特殊暗号——有他在，底气十足。 抗战爆发，他把八路军卫生学校一路搬到五台山，沿着峭壁山路，五六十里就设一个兵站，硬生生铺出千里伤员通道。平型关打完，转运线上一片血迹斑斑，他却守在第一兵站，连轴转十二个小时，不喊累也不摆架子。彭德怀见了直说：“这人，死盯伤员，跟钉子似的。” 1947年冬，西北野战军战事正紧，李治受命领卫生部。粮车已难得，他掰着手指精打细算，把纱布剪成四层，每两层之间再垫炒面草灰，用于战场急救，既止血又防感染。有人笑他抠门，他却说：“伤兵多一块纱布，就可能多条命。” 这么多年磨砺，他练成两个习惯：口袋里常揣三样东西——钢笔、处方纸、止血粉。1949年进京治病，才稍歇一口气，却把兜里那点药分给病友，自己顶多留一瓶甘油片。负责护理的护士开玩笑：“李将军，您能不能把自己当病人？”李治摆摆手：“心里放不下那些还在战场上跑动的孩子。” 话题又回到中南海。毛主席听完预算，眉头微挑：“三千万？少得可怜。再添个零吧。”李治急忙摆手：“真用不到！”毛主席把手一压：“学院正要起步，多一分保障，学员就少一分危险。”周总理附和：“别推辞，照收。省下来，还能给基层巡回医疗做储备。”一句话堵住李治的客气，他只好领命。 几周后，新仪器陆续装进南京军事学院医务所。学员们第一次看到电动消毒锅、便携X光机，围着直呼“高科技”。有人偷偷打听：这批器材咋来得这么快？李治只是笑笑：“中央支持呗。”事情真相，他只字未提。 1955年授衔那天，他在台上摸着肩章，心里却念叨：别因为这几颗星，就忘了自己是医生。此后几十年，他仍背布包下车间、进农村。理发店师傅见他常记笔记，好奇问：“老首长，这么大年纪还写啥？”李治说：“谁的病情都值得我写两笔，我怕记不牢。”语气轻，却透着股倔强。 1989年2月，91岁的李治在北京安静离世。床头柜里，那支钢笔和厚厚的诊疗卡片依旧摆放得整整齐齐。有人感慨：他这一辈子不曾端过指挥刀，却守住了战士的生命线；不握手术台上的大权，却赢得无数首长的感激。医者仁心与军人血性，在他身上交织成一道独特的背影——朴素，却分外坚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