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却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这是为什么？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75年，毛主席批准陈永贵搬出钓鱼台国宾馆，陈永贵没有犹豫，带着几件行李和一摞写满农事数据的笔记本，离开了这个位于北京西郊、象征国家最高接待规格的地方。 没有多余的仪式，也没有送别的场面，陈永贵只觉得终于能回到那个熟悉的、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状态，钓鱼台的生活始终让陈永贵感到不自在。 虽然是中央副总理，虽然肩负着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重任，但每天围绕在身边的，却是层层递进的接待流程、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以及那些习惯于官样文章的人情往来。 陈永贵清楚自己不是这套体系里成长起来的干部，陈永贵从未学过政治理论，也不擅长文字汇报，他的全部本事是在土地上磨出来的，是在陡坡上修梯田、在风雪中带队种粮时锻炼出来的。 搬出钓鱼台后，陈永贵选了一处离百姓很近的胡同小院，院子不大，地面坑洼，但不用通报，不用戒备，有人敲门，就能听到实话。 陈永贵每天自己做饭、打水、扫院子，生活虽然简单，却也踏实，在这个小院中，陈永贵重拾了过去的节奏，每天清早开始读各地农情简报，晚上则整理信件和走访笔记。 陈永贵并没有因为离开钓鱼台而减少工作强度，相反，陈永贵利用在小院居住的便利，频繁走访周边社区和城乡接合部。 陈永贵常常化名前往北京市郊和河北农村，暗访农业生产和分配情况，陈永贵不带随员，不打招呼，不惊动地方干部。 陈永贵坚持用最普通的方式接近群众，只为听到不加修饰的真实声音，陈永贵的身份在那个时代极为特殊。 不是出身军队，也没有接受系统政治培养，陈永贵是一个从村里走出来的劳动者，他在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时，亲自带头修梯田、建水库，带领乡亲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搞农业生产。 从最基层的农民组长一路走到副总理，陈永贵的路径没有前例可循，也不容易复制，在大寨时期，陈永贵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从来不把自己当领导看待。 大寨的生活极为艰难，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为了改变困境，陈永贵带领全村人连续多年修地、造田，靠肩挑手搬将荒坡变良田。 在那个没有机械、缺乏资金的年代，靠的是人力和组织力，陈永贵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也获得了上级的重视。 可当陈永贵进入北京成为中央高级干部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来直往逐渐变得遥远，陈永贵出席会议多了，面对面接触群众的机会少了。 陈永贵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也努力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但每次面对那些穿着整齐、口吻一致的“代表性群众”，陈永贵就感到与真实的中国农村越来越远。 某次中央汇报后，陈永贵主动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手写说明，他没有请秘书，也没有打印稿，只是用自己的一本旧笔记本摘录了近几个月的基层走访内容和个人反思。 陈永贵在文中表达了对当前工作方式的困扰，坦率地说自己听不到农民的真实声音，也越来越不清楚哪些问题是真、哪些问题是“汇报出来的好”。 毛主席看完材料后，没有多做批示，只说：“可以搬出去。”毛主席对陈永贵的本色十分清楚，毛主席知道陈永贵这个人不适合在层层封闭的体系中当摆设，也不适合远离群众当“纸上干部”。 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不是降低级别，而是放手让陈永贵继续做擅长的事，搬入胡同小院后，陈永贵恢复了记录习惯，每天一早打开笔记本，把昨天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逐条写下。 陈永贵的笔记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废话，内容多是关于种子、灌溉、粮价、征地补偿等农村最直接的问题，每一页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一本用完再换一本，从未间断。 陈永贵的生活异常规律，没有多余应酬，没有无谓宴请，来访者多是普通群众，有农民、有民办教师、有农机修理工，陈永贵从不设门禁，谁有事就进来坐一坐。 陈永贵始终坚持不让家人享受特权，妻子和孩子仍留在大寨，继续靠工分生活，组织多次提出将家人接到北京，陈永贵都婉拒。 他认为如果连自己的家属都照顾特殊，那就破坏了他对群众的承诺，陈永贵多次强调，干部如果离开群众太远，就再也听不到真话、也干不成实事。 晚年时期，陈永贵依旧保持着清简作风，除办公需要外，陈永贵从不配车，出行多靠步行或公交，笔记本堆满了两个铁皮柜子，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仍源源不断。 直到身体无法支撑外出，陈永贵才将一部分工作交给年轻干部，但他每天仍坚持翻阅资料，哪怕坐在轮椅上，也在审阅各类农业政策草案。 1986年，陈永贵因病去世，留下的遗物中最显眼的是那几箱标有年份和地区的调查笔记，以及几件打着补丁的布衣，没有存款，没有财产，甚至连遗嘱都没有留下。 在那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陈永贵不是最有名的干部，却是最真实、最干净的一个。 （主要信源：“钓鱼台无鱼可钓”——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前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