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一位中共特工史与为：1949年赴台潜伏保密局，1971年牺牲 史与为这个名字，多数人可能都没听过。他没有留下传奇回忆录，也没在回忆文章里高谈阔论自己如何出生入死。他的一生基本沉在历史的夹缝里，但当你真的了解他，会忍不住肃然起敬。 他1922年出生在江苏东台栟茶镇，一个有钱人家，标准的大少爷。但不同于很多养尊处优的富家子，他很早就清楚这个国家正在风雨中摇晃。抗战爆发时，他家是少有的愿意出钱出力的地主家庭。他父亲捐粮捐银，是当地出了名的“有觉悟的士绅”。 1940年，新四军一师进驻苏北，粟裕将军就把司令部设在他们家。粟裕那年34岁，史与为才18岁，但两人交情不浅。粟裕喜欢和这个聪明的年轻人聊天，还当众夸他将来一定有出息，甚至劝他参军。 但家里人死活不让。五个女儿才盼来这么一个儿子，史爸说什么都不肯把他送去战场。史与为也没硬来，他转了个方向，进了栟茶文工队，干起宣传工作。不久，他通过姐夫赵鹏山的介绍入了党。 说实话，他这个人，是从小就具备“干地下工作”的潜质——心细、稳、话不多，而且眼光长远。 党组织安排他去震旦大学（当时很难考，还是法天主教会创办的）搞学生工作。他是那种进可当教授，退可当特工的人才。后来，他到了上海守群中学教书，表面看是老师，其实在做地下工作。 然后是1949年。 这一年，解放军进了上海。大势已定。史与为没有选择在光明下继续当老师，而是带着妻子，从舟山登上军舰去了台湾，开始一段真正的“隐形人生”。 你没听错，他是坐军舰过去的。不是偷渡，也不是渗透，而是正儿八经以“撤退人员”的身份登船。他能这么顺利，是有人安排、有人引荐。但这些具体是谁，目前还没有确切资料公开，算是历史的一个黑洞。 到了台湾，他化名“史与为”，以江苏籍背景和原本地主家庭出身，进入了军统的后身——保密局（后来又叫调查局）。这个保密局就是“军统”的延续，内部残酷复杂，基本是共产党最警惕的机构之一。 史与为的身份，从那一刻起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成了“保密局的优秀干部”，还是“后起之秀”。甚至有人觉得，如果他没出事，说不定能做到处长以上的位置。 但真实的他，在暗中做的，是拯救同志的事。 1954年，苏来宾——一名在基隆工作的地下党员，被叛徒出卖。案件到了史与为手上，他第一时间判断这是自己人。他没有硬救，也不可能明着救，而是从办案角度“找出”一些疑点，提出不应判死刑，应当“感化教育”。这才让苏来宾从必死变成判十二年。 只不过苏来宾不知道有人在掩护自己，坚持不写“自新声明”。他把这当作是最后的斗争，宁死不屈。国民党恼羞成怒，重新判了死刑，枪决。 这是史与为第一次尝试“保人”，没成功。 第二次是在1958年，郭子猷——也是史与为的上线、朋友、老同志——被抓了。这一次，史与为已经做到副处级，有了一点实权。他悄悄疏通，把案件定性从“通共”变成“误会”，终于保住了郭子猷一条命。 郭子猷被放出来以后，没有退党，也没逃走，一直在台湾坚持联络工作。后来也因为身份暴露，一起牺牲。 史与为的命运转折点在1960年代末。 一个人，叫林希鹏，原本是共产党派去台湾的情报员，1950年就被捕了。但这人几个月就变节，写了“自新声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反间谍部门的骨干，还专门负责审查潜伏人员的背景。 这人查来查去，突然对史与为产生了怀疑。他发现史与为改过名，抗战时期曾与新四军接触紧密。他马上上报，调查局开始秘密排查，结果顺藤摸瓜，发现一共七人全是东台老乡，而且都有类似背景。 这七人里，包括史与为、郭子猷、蔡竹安、蔡文仲、张芫芬、徐紫亭、郭子渊。全是同乡、同党、同战线。 1967年，他们被捕。 当时国民党还试图“策反”他们，认为这些人在台湾生活多年，多少会动摇。但事实完全相反，七个人没有一个人松口，反倒冷眼看着敌人的花言巧语。 他们连夜写家书，给组织、给家人，说自己问心无愧。 国民党气急败坏，最后在1971年2月12日，处决了这七人。 没审判公示、没有公开处决。一切都悄悄进行，他们的死讯，家人几十年都不知道。江苏老家的亲人，只以为他们失联了。一直到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揭幕，才在上面看到史与为的名字。 这，已经是他们牺牲后的第42年。 史与为不是电视剧里的余则成，他是真实存在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写在了那段尘封的历史档案里——只是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去翻。 今天我们再谈“信仰”、“理想”、“隐蔽战线”，常常感觉这些词很遥远。但史与为们的存在提醒我们：那些词，从来不空洞。他们用沉默的方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掌声才选择坚持。 他们只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就一直去做了。 哪怕结局，是一片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