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 陈永贵的烟瘾大得吓人，大寨时抽自种的旱烟，呛得人眼泪直流，进了北京改抽3毛钱的廉价香烟，硬是不要“特供”。他本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却偏偏守着粗茶淡饭，一碗小米粥、几口馒头就打发了。他是谁？一个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农民，爬到副总理高位，却从没丢下那股土气。 陈永贵这人，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大寨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爹早没了，他跟着妈苦熬，靠给人当长工混口饭。1948年，他入了共产党，赶上土地改革那拨儿，干得热火朝天。1952年，他当上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村民把山沟沟改成梯田，粮食产量蹭蹭往上涨。1964年，《人民日报》发了篇《大寨之路》，全国都喊着学大寨，陈永贵一下成了农业战线上的大红人。 他的烟瘾真不是盖的。在大寨时，他抽的是自家种的旱烟，那味儿又冲又辣，抽一口能呛半宿，可他抽得美滋滋。后来到了北京，他改抽香烟，但眼光忒“抠门”，专挑每包3毛钱左右的便宜货。有人给他递“特供”烟，好烟嘛，谁不想要？他偏不，摆摆手就拒绝了，说自己抽惯了这个，换贵的反而不舒坦。 吃的方面，他也一点没变城里人的样。每天早上，一大碗小米粥，热乎乎地端上来，配着老咸菜或者苦瓜，稀里呼噜几口就下肚了。中午可能换成馒头或者面疙瘩，还是那几样咸菜打底，简单得不行。要是有客人来，他也不讲究排场，亲自下厨煮一锅面条，招呼大家一块儿吃，吃完还咂咂嘴，说这味道才正宗。 你说他当了副总理，咋还过得跟村里老农似的？其实，他压根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不拿副总理的工资，靠的是大寨村记的工分，外加一点补贴过日子。粮食呢？也是大寨分给他的口粮，带到北京接着吃。他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吃这些就够了，多了反倒糟蹋。 穿得更别提了，一身对襟棉袄，脚上蹬着布鞋，从大寨穿到北京，没换过样。刚到北京时，他住京西宾馆，人家给他配警卫员，他死活不要，自己叠被子、扫地，干得有模有样。宾馆走廊的灯老开着，他看不下去，一趟一趟跑去关，说浪费电不行。他这习惯，跟城里那些讲究排场的人一比，简直格格不入。 陈永贵这性子，离不开大寨那段日子。大寨村条件差，山高地薄，粮食全靠人抠出来。他当书记时，天天带头干活，扛锄头、挖梯田，硬是把穷村子搞出了名堂。那时候讲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把这套信条刻在了骨子里。到了北京当副总理，他还是这副德行，觉得吃好的、穿好的，跟自己没啥关系。他常挂嘴边的话是：“咱是干活的，不是享福的。” 再说那烟瘾，旱烟也好，3毛钱的香烟也罢，对他来说不是啥嗜好，就是提神儿的工具。干活累了，点上一根，眯着眼抽几口，整个人就缓过来了。他不抽贵烟，不是装清高，是真觉得没必要。那些“特供”烟，搁他眼里，跟身份挂钩，他最烦这个。 1980年，农村改革来了，大寨模式不吃香了，陈永贵也辞了副总理的职。他没赖在高位上，主动搬出官邸，住进北京一个普通四合院。出门不坐公车，挤公交，拎个布袋子，跟普通老头没两样。刚退休那会儿，他闲不下来，老盯着天发呆，后来工作人员陪着他，才慢慢适应。 1983年，他跑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每周去地里转转，指点农活。那些年轻员工挺佩服他，觉得这老头接地气，说话直白，干活还带劲。可惜，他抽了一辈子烟，肺早扛不住了。1985年查出肺癌，1986年就走了，72岁。临终前，他没啥特别要求，就说把骨灰埋回大寨虎头山，守着那片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