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34 年，年过半百的柳永第五次落榜。正蹲在汴京街头唉声叹气时，忽然被礼部差役叫住：“柳先生恭喜了！朝廷满五十送福利了。” 宋朝时期，重文轻武的风气，促使更多人选择科举之路，希望有个好仕途。 大家通常都认为，夺得榜首才是真正成功的人。 然而，在宋朝却有一个人明明是科举的失败者，却悄悄登上了宋词的巅峰地位。 那么，他究竟是谁？他又做了什么呢？ 1034年的深秋，朱雀门外年过半百的柳永，看着第五次科举放榜的红纸里的名字里，依旧寻不见“柳三变”三个字。 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空洞，三十载寒窗，满腔锦绣词章，换来的只是主考官笔下又一个无情的“黜”字。 名落孙山的滋味，他已尝过四次，这一次的苦涩似乎更甚往昔。 突然，一声略带戏谑的呼唤自身后响起：“柳先生？柳耆卿先生！” 柳永回头，只见一位身着礼部皂隶服色的差役，脸上有一种公事公办与同情的笑容，站在他面前。 差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街市的嘈杂：“恭喜柳先生！朝廷的‘福利’送到您头上了！” 河东柳氏，名门之后。 少年柳三变，天资卓绝，却天生一副反骨。 咸平三年，十六岁的他在福建崇安老家，便敢将圣贤《论语》撕了折纸鸢，气得塾师翘着胡子告状。 父亲举着家法追打，却见他蹲在茶摊，正为一个卖唱的盲女悉心修改《竹枝词》的唱腔。 十八岁一首《望海潮》，写尽杭州繁华，锦绣文章传至汴京，宰相王钦若亦拍案称奇，视为翰林苗子。 然而，这华章非诞生于书斋，而是孕育于西湖画舫之上。 大中祥符元年，二十五岁的柳三变首次踏入汴京贡院。 别的举子包袱里是沉甸甸的《五经正义》，他的行囊中却塞满了新谱的乐谱。 考场之上，他竟将策论写出了《雨霖铃》的韵脚。 放榜之日，老翰林指着他的卷子气得发抖：“策论写成艳词，成何体统！” 第一次落第，如同当头棒喝。 天圣二年，四十一岁的柳三变已历经四次落榜。 汴京酒楼里，他摔了酒壶，蘸着烈酒，在粉墙上愤然题下那首惊世骇俗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此词三日传遍七十二家酒楼，甚至飘入深宫。 宋仁宗闻之，勃然大怒，掷箸于案：“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圣旨未至，柳三变已自嘲地挂出招牌。 “奉旨填词柳三变”，城南破屋门前，他自题对联：“看遍朱紫贵，不如倚红妆。” 自此，他彻底沉入市井，成为勾栏常客，歌妓伶人的知己。 他填的词，被正统文人鄙为“淫词艳曲”，宰相晏殊在家宴上醉后吟诵“针线闲拈伴伊坐”，醒酒便斥其俚俗。 然而，汴河上的船夫看得真切：“柳七爷的词能下酒，那些老学究的文章只能垫桌脚。” 在秦楼楚馆的二十年，他褪去了贵公子的矜持，用词笔为底层女子画像，写尽她们的悲欢离合、爱恨嗔痴。 他笔下的女子，不再是“云鬓”、“罗裳”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兰心蕙性”。 他将市井的声响，卖炭翁的吆喝、屠夫的剁肉声，悉数化入词章，炼成了《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的千古绝唱。 他的词，如同尖刀，剖开了时代华丽锦袍下的真实肌理。 所以，当礼部差役在街头找到这位落魄的词坛巨匠，告知他因“特奏名”制度可被赐予进士出身时，柳永的第一反应并非狂喜，而是错愕与苦涩。 他询问，“当真？不用再考？” 差役语气轻松：“要考，走个过场。” 三日后，在象征性的“考试”中，柳永提笔。 墨落宣纸，他写下的或许并非锦绣策论，而是半生漂泊的况味，或是看透世情的淡然。 无论如何，程序走完。 一道恩旨降下，年逾五十的柳永，终于被“赐同进士出身”，授了一个偏远之地团练推官的微末官职。 消息传来，汴京的歌楼酒肆那些曾被他词作慰藉过的歌女们，都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而柳永自己，捧着迟来了三十年的功名诰身，心中远非喜悦。 是解脱？是嘲讽？是命运开的一个巨大玩笑？ 他收拾行囊，告别了汴京勾栏，踏上了赴任的旅途。 那个曾经高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疏狂少年，最终以朝廷恩赐的方式，戴上了他曾经不屑一顾、却又求之不得的官帽。 这顶迟来的官帽，轻飘飘又沉甸甸。 它像一枚勋章，表彰着他半生潦倒却未曾磨灭的才名。 更像一枚图钉，将他这个游离于正统之外的“白衣卿相”，钉在了帝国官僚体系的边缘角落。 如今，他穿上了官袍，却仿佛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史书对他为官一任的政绩吝于着墨，只留下“善填词”三字。 最终，他病逝于润州，贫无余财。 三百年后，关汉卿笔下“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的场景，道尽了他市井红尘的生死相系。 又三百年，纳兰性德“屯田蹊径，真千年绝调也”，道破了这位“白衣卿相”的词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