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69年，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接到中南海办公厅急电，里面传来周总理急切的声音：一项重要的氢弹部件被盗，要求10天之内必须破案！ （参考资料：2020-02-13 文汇客户端——氢弹部件运送途中竟然不翼而飞，周恩来限期10天破案，第九天半夜终于有了线索……） 1967年，京原线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上押运着一枚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氢弹核心部件——“TQD自动仪”，可谁都没想到，当保卫科长秦家康和杨晓晨打开那只寸步不离的人造革拎包时，里面空空如也。 一枚关系到国运的绝密装置，在重重护卫下凭空消失，消息以最快速度冲进了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极为震惊，当即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动用一切力量，十天内必须破案。 在那个年代，出了这么大的事，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敌特破坏，是国民党特务，还是苏修分子？ 一时间，全国的边境口岸与邮电系统全部动员起来，一张针对境外势力的大网迅速撒开，然而，这张大网捞了个空。几天过去，无论是边防哨卡还是电报通讯，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十天期限已过大半，案子却毫无头绪，专案组组长黄碧天压力如山，就在这时，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再次打来，指示很明确：“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起用那些有经验、但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这番话点醒了黄碧天，他立刻想到了山西那个临时“五七学习班”，那里正“闲置”着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公安，黄碧天破例打去保密电话，指名要人，就这样，一位名叫郭应峰的老公安，被重新请回了侦查一线。 郭应峰的到来，给案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调查思路，他没有一头扎进宏大的政治叙事里，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了那个被忽略的人造革拎包上，包上残留着一点油渍，他仔细闻了闻，断定这是一种叫“红灯”牌的廉价护肤脂。 这个发现看似不起眼，却成了破案的关键，郭应峰分析道，“红灯”护肤脂是太原产的廉价货，深受京原线沿途小镇青年妇女的欢迎，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从这个细节出发，郭应峰大胆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假设：窃贼很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男性敌特，而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女性。 郭应峰的推理并没有就此打住，进一步看，窃贼开锁手法相当专业，能在短时间内得手，说明是个惯犯，可一个真正的偷盗高手，绝不会对一个看起来分文不值的人造革拎包下手，这完全不符合职业盗贼“不见兔子不撒鹰”的逻辑。 这种既专业又“冒失”的矛盾行为，恰恰说明作案者并非顶尖大盗，更像是一个技术不错、但经验尚浅的“愣头青”，而一个年轻女性，如果曾在剧团待过，那她不仅具备高超的化妆技巧，也完全可能因为追求时髦而学些“旁门左道”。 郭应峰的这番分析，让整个专案组茅塞顿开，调查方向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再满世界抓间谍，而是以太原为中心，排查铁路沿线发生的类似窃包案。 工作虽然繁琐，但方向对了，效率就高了，直到第九天深夜，统计结果终于出炉：近一个月内发生的11起窃包案中，有5起与“TQD案件”的开锁手法高度相似。 顺着这条线索，一个绰号“蝴蝶”的年轻姑娘浮出水面，她高挑漂亮，开锁技术高超，师从大盗“锁王”贾福坤，而且还真在样板戏剧团待过，所有特征，都与郭应峰的推测严丝合缝。 公安干警迅速行动，在一家旅馆将“蝴蝶”抓获，据她交代，当时只是想偷点钱，谁知包里只有一个沉甸甸的铁疙瘩，失望之下就随手扔掉了，至此，那枚失踪的氢弹部件终于被找回，国家重器安然无恙。 这起案件，从最高层的雷霆之怒开始，最终却由一个老公安从一抹廉价护肤脂的气味中找到了答案，它留给后世的启示，恐怕远比案件本身更深刻。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初的调查方向却完全被宏大叙事所左右，所有人都默认这是敌我矛盾，一门心思地去抓“大鱼”，反而忽略了最基本、最日常的犯罪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