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明朝不亡！天理难容，它虽然是古代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但朱元璋建立起就

我认为明朝不亡！天理难容，它虽然是古代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但朱元璋建立起就充满了腐朽黑暗，朱元璋由于童年受过太多苦，所以希望后世子孙永享富贵。 朱元璋，他不是世家贵族出身，没读过几年书，小时候父母双亡，兄弟饿死，他自己甚至在庙里当过小和尚讨饭。元末天灾不断，兵荒马乱，他背着一个破碗，靠人施舍活命。后来遇到农民起义军，走投无路只能参军。他在军队里靠能吃苦，敢拼命，慢慢得了领头的赏识，自己拉起一帮兄弟，从安徽一步一步打到南京。 这样的人，坐上皇位以后对自己的子孙也确实格外“疼爱”。他自己吃过的苦太多，怕后人再受罪，于是各种规矩、各种福利，能想到的都给宗室安排上。他一面砍杀权臣、打压豪强，另一面又怕后代没保障，特别重视亲情和家族。明面上是为了守住江山，其实也有点极端。 但就因为这个出身、这些性格，朱元璋带着一套强硬做派，把明朝的规矩定得死死的。他设计的宗藩制度、严苛律法，包括对官员的防范心思，都给明朝后来的种种问题埋下了根。起初大家可能觉得这样能保平安，时间一长，毛病就出来了。 朱元璋还很节省，严于律己，宫里用度比普通大户人家强不到哪去，可一到安排宗室，手就软了。亲王吃穿用度、土地、俸禄全都优待，只要有血脉，待遇就不差。这种家天下的温情，从他个人的遭遇里长出来，却变成了后世明朝沉重的负担。 明朝初定天下后，朱元璋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地。他担心像元朝那样四分五裂，专门制定祖训，把亲王安排在要地，比如大同、北平这些边境重镇。起初这些藩王有兵有权，负责守边防，号称“屏藩天子”。 但没过几代，中央怕这些王爷尾大不掉，朝廷开始削藩，不让王爷插手政事，俸禄、土地照发，却不让管兵，不让过问政务。于是，这些王爷成了吃俸禄的“专业户”，啥事不干，养着大批家眷和家丁，在地方上呼风唤雨。 到了明朝中后期，全国的宗室人口暴增，光宗室一年的俸禄就占去国库四分之一。地方上只要有亲王府，周边百姓得先把粮食、丝绸、银子上交，才能留下自己吃。河南、山西这些地段，不少良田都落到亲王、郡王名下，普通百姓种地一辈子，收成一大半都进了王府。 更有甚者，嘉靖年间，代王府的家丁在街头把县令打伤，刑部居然说“宗室不宜与民同罪”，只象征性训斥几句，事情就压下了。老百姓没处说理，只能忍气吞声。再加上各地亲王府还养了成群家奴，这些人吃喝玩乐、胡作非为，普通百姓敢怒不敢言。 财政压力也逐渐压垮了国家。万历、崇祯年间，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像大山一样压在老百姓头上。陕西、山西等地老百姓交完地税，还得再掏几轮额外的钱。可收上来的银子大半被中间环节贪掉，户部手头总是缺钱，国库成天见底。有人记载，到崇祯年间，朝廷的钱只够发一个月工资，很多边关将士甚至几年拿不到饷银，饿死的、逃跑的数不胜数。 明军曾经威风八面，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名将训练出一支支精锐部队，可朝廷越来越腐败，兵饷常年被克扣，士兵生活困苦。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爆发，三千训练有素的南军被诱杀，军心一下就散了。到了崇祯年间，名义上的“九边精锐”，实际上军队里缺员一大半，京营表面上写着十一万，能打仗的不过三万，装备也早已破败不堪。 税收不够，钱不够发军饷，只能加税。官府把银子都挤到极致，地方上活不下去就起来反抗。李自成起义军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陕西、河南一带被压迫得喘不过气的农民，被官府、王府折腾到绝路上的流民。这时候，明朝再怎么加强镇压、修祖训、开会都晚了。 明朝灭亡之前，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安稳的。官场腐败成风，东林党人、阉党互相倾轧，谁当权就拼命拉帮结派，谁下台就被清算到底。考进士、当官的路子早变了味，钱谦益、顾宪成这样有名气的士人也被人揭发逃税、藏地契，没几个人真正想着为百姓做事。 科举考试，万历四十年一个刘琛，三千两银子买进士名额。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是整个朝廷风气变了。谁家有钱，谁就能谋个官做。读书人进了仕途，不想为百姓说话，反倒学着钻营权谋，结果朝廷上“讲圣恩”、拍马屁的奏章一堆堆，没人敢说真话。泰昌年间，有御史因为引用一句古诗被廷杖，成了打击异见的典型，后来的官员都自觉闭嘴，宁愿少说也不多讲。 另一方面，明朝本有改变的机会。隆庆年间，朝廷终于开了海禁，白银、海外货物大规模涌入中国。长三角一带的新式作坊、手工业很快兴起，资本主义的萌芽刚刚冒头。但统治者只盯着短期税收，矿监税使、巡抚巡视，把商人、百姓敲打得鸡飞狗跳。1602年一年，全国二十多个大城市因为矿监暴力征收引发骚乱，百姓揭竿而起。外面欧洲列强正在海上争霸，明朝水师却腐败到要靠雇佣郑芝龙这样的海盗打荷兰人。再后来，清兵从东北崛起，明朝却还在争论谁是真太子、谁是正统，南京城里宴乐不绝，百姓却在兵荒马乱中苦苦挣扎。 就连朝廷自己的档案，都写满了失败的细节。万历后期，国库只剩下几十万两白银，江南富豪地窖里银子堆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