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那一记耳光落下的时候，苏青没有退让也没有流泪，她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两角皱巴巴的钱，米缸已经空了，她只是想向丈夫要点钱买米。 丈夫却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冷冷丢下一句：“你也是读书人，想要钱自己去赚。”这句话毫不迟疑地砸进苏青的心里，把她所有的隐忍和幻想击得粉碎。 苏青出生于宁波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父亲冯子履是留美归来的银行家，极重视教育，也极为开明，苏青自幼聪慧伶俐，擅长写作，读书极快，几乎将家中藏书读了个遍。 她是长女，一直被视为家族未来的希望，凭借优异的成绩，她考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央大学外文系，原本被认为将来会在学界或文坛开创一番事业。 命运并没有按着她应得的轨道继续向前，父亲投资失误，银行破产，欠下巨债，不久后抑郁而终，这个曾经受人敬重的家庭，一夜之间陷入风雨飘摇。 苏青正在大学读书，学费无着，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不辍学，也为了让母亲免于流离失所，她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婚事与同学订婚，用对方的聘金续了学业。 当时的苏青并不热衷婚姻，对丈夫谈不上爱意，只是抱着希望能共度困境的想法，她以为只要持家勤恳、尽责尽力，总能得到理解与平和的生活。 然而婚后不久，一切开始偏离了她的设想，丈夫的家庭保守封闭，婆婆对苏青出身的优越感耿耿于怀，始终看她不顺眼，动辄责难她“不像个媳妇”。 苏青继续坚持写作，却被丈夫冷眼看待，说她那是“没事找事”，丈夫不支持她读书，更不愿她参与写作与社交，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持家、生子。 苏青怀孕、生子，接连生下四个女儿，丈夫家中从上到下都面色难看，婆婆态度愈发冷淡，丈夫日渐疏远，不再与苏青沟通，甚至很少回家。 她一面操持家务，一面照顾年幼的孩子，日复一日重复着被无视的生活，她曾试图与丈夫重建连接，却发现对方根本无意经营婚姻，只关心外面的应酬与新鲜。 直到那一天，苏青带着孩子回娘家探望母亲，归途中偶然路过茶楼，无意中看见丈夫与表嫂坐在靠窗的位置，两人神态亲密、言笑甚欢。 苏青停下脚步，在门外站了很久，内心一阵发麻，但最终转身离开，她没有质问丈夫，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直到那天家中断了米，她鼓起勇气去找丈夫要钱，当她站在厨房门口说出口那句话时，丈夫毫不犹豫地打了她一巴掌，并甩下那句“你也是读书人，想要钱自己去赚”的讽刺。 那一刻，苏青彻底明白忍让不会换来尊重，沉默只会换来更深的轻贱，当晚，苏青没有再向丈夫低头，她在孩子们入睡后翻出多年前写作用的稿纸。 她不再顾忌礼教，也不再压抑情绪，而是用笔记录下自己十年婚姻中的每一份委屈、羞辱与痛苦，她写生育时的孤立无援，写婆媳间的隔阂与鄙夷，写丈夫的冷漠背叛，写这个家如何将她一步步逼入绝境。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创作，是她对现实生活的清算，她把成稿寄到杂志社，不久后便收到回复，文章将被连载，并支付稿费。 这是苏青人生第一次用自己的文字换来收入，她没有兴奋，也没有欢呼，只是静静地将钱放进抽屉，心中悄然下定决心：她会靠写字活下去。 作品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在女性读者中间激起巨大共鸣，杂志社主动找上门，希望苏青继续写长篇，她没有停笔，很快完成了一部长篇记录自身婚姻经历的作品。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迅速售罄，接连重印数十次，许多女性读者在书信中表达感谢，说她写出了她们自己说不出口的真实。 靠这部作品，苏青一举成名，稿酬也让她彻底脱离了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她不再犹豫，带着孩子搬出那个家，住进了租来的小屋。 虽然空间狭小，生活拮据，但她终于能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她继续写作，创办杂志，参与出版工作，在文坛站稳了脚跟，她变得干练而果断，不再让任何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离婚之后，苏青依旧承担着照顾孩子的重任，在战乱与权力更替的时代背景下，苏青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维持杂志运转，她曾不得不向一些当权者示好，也因此背上骂名。 可她从未停止写作，从未停下为生活而奔波的脚步，她曾与胡兰成短暂交往，最终看清对方的本质，也毫不犹豫地抽身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