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这届政府，和拜登政府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他的团队里，没有一个人在智力、觉悟和政治“水平”上能跟沙利文、布林肯，甚至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相提并论。 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例，其政治生涯以投机与言辞夸张著称，担任国务卿期间，对外政策时常呈现出矛盾与随意性。 他既在公开场合将欧盟称为“对手”，转头又试图与金正恩建立非传统外交关系，使得美国外交逻辑在盟友与对手间反复摇摆。 经济领域的内阁成员同样凸显专业短板，商务部长罗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理解，存在明显局限。 在推动对华贸易战时曾宣称“加征关税将提升美国财富”，最终却导致关税成本大量转嫁至美国消费者。而他对农民的承诺“终将暴富”，最终沦为空谈。 相较之下，拜登团队的核心成员，普遍具备深厚的政务经验与专业积淀。 布林肯深耕外交领域三十余年，从克林顿时期的副助理国务卿到奥巴马时期的副国务卿，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有着系统性认知； 沙利文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深度参与伊核协议谈判，熟悉伊朗的谈判逻辑与底线；伯恩斯在驻俄期间积累了与俄罗斯高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对普京政府的决策风格有着精准把握。 这种专业背景，使得拜登政府在政策推进中更具连贯性：上任后迅速启动重返《巴黎协定》《世卫组织》等进程，即便过程中面临国内阻力，仍能通过外交协调争取盟友理解。 在G7峰会上，拜登通过务实沟通修复与马克龙、朔尔茨等盟友的关系，与特朗普时期“动辄指责欧盟”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政策执行层面的差异则更为显著。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理念，实则是将单边主义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 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先后退出12项国际协议，包括《中导条约》《伊核协议》等关键机制，导致全球战略稳定框架出现裂痕。 在北美自贸协定谈判中，强硬施压加拿大与墨西哥修改条款，虽短期内达成表面妥协，却推高了区域内企业的运营成本。 拜登政府的政策，则呈现出明显的修复性与规划性。疫情应对中，通过《美国救援计划》推动免费疫苗接种，动用国防生产法扩大产能，半年内将全国接种率从30%提升至70%。 基建法案虽规模从2万亿美元缩减至1.2万亿美元，但聚焦公路、桥梁与宽带建设，针对性解决了美国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的状况得到改善。 在国际事务中，重返《巴黎协定》后，通过气候特使克里的多边协调，推动欧美建立碳关税合作机制，虽仍带有地缘博弈色彩，却使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重新获得话语权。 这种差距，绝非简单的个人能力之别，更折射出执政理念的分野。特朗普团队更像一群缺乏战略定力的冒险者，依赖直觉与短期利益驱动决策，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屡屡制造混乱； 拜登团队则展现出更注重规则与长期利益的特征，即便改革步伐缓慢，却能在修复同盟、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保持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