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为何从来没有出现 “军阀割据” 的情况？有二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人的影响。 1935 年遵义城的雨夜里，周恩来把一盏马灯推到毛泽东面前。桌上摊着红军仅剩的两份地图，一份被雨水泡得发皱，另一份画满了朱德批注的行军路线。 就在几小时前，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曾经掌握军权的李德被解职，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指挥核心。 有人私下问彭德怀：“这下咱们能按自己的打法干了吧？” 这位刚在娄山关打了胜仗的将军瞪了回去：“什么叫‘咱们’？红军只有党中央，没有‘咱们’‘你们’。” 这种意识的养成，要从 1927 年三湾村的枫树说起。 秋收起义后，部队只剩千人，士兵大多是国民党起义军和农民，夜里常有人扛着枪跑回家。 毛泽东站在枫树下宣布改编：“从今往后，连里要建党支部，班长也要学认字，咱们是为穷人打仗，不是给哪个大帅当炮灰。” 有个湘军旧军官嘟囔：“兵随将转，天经地义。” 毛泽东当即让他解甲归田：“红军的枪，要对准地主老财，不是对准自己人。” 那棵枫树下的决定，像在军队心里种下了根 —— 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从此再没哪个将领能把队伍变成私人武装。 1941 年的延安，贺龙在窑洞里摔了茶缸。晋西北根据地送来的军费报告里，有干部偷偷给自己留了 “特供”，被审计部门查了出来。 贺龙骂完下属，亲自去毛泽东那里检讨。“老总，你当年在湘西能拉队伍，现在怎么不搞点特殊？” 有人半开玩笑问他。这位曾让国民党忌惮的 “贺胡子” 板起脸： “当年是逼上梁山，现在是跟着党干革命。毛主席说要官兵一致，我贺龙不能搞例外。” 那时的延安，彭德怀的棉衣补丁比士兵还多，朱德在菜地种的南瓜分给伤员，没人把 “兵权” 当特权。 因为毛泽东在抗大课堂上反复讲：“我们的军队，是穿军装的老百姓，不是欺压百姓的军阀。” 对比 1930 年的中原大战，更能看清其中的差别。 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抢地盘打得尸横遍野，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只认军服上的番号。 而同一时期的红军，在井冈山搞土地革命，战士们家里分了田，打仗时胸前都揣着写有 “为工农解放” 的布条。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到华北华南敌后。 刘伯承的 129 师在太行山区，陈毅的新四军在苏南水乡，相隔千里却始终听令于延安，没有一支部队自立山头。 有次蒋介石想拉拢彭德怀，许以 “集团军总司令” 头衔，彭德怀回电：“我是共产党的兵，只听党中央的命令。” 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 “党指挥枪” 变成了所有人的自觉。 1943 年延安整风，有将领觉得自己战功大，说话带傲气，毛泽东找他谈话时没批评，只讲了个故事： “张国焘当年带红四方面军南下，想另立中央，结果队伍越打越少。为啥？因为他忘了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张国焘的军队。” 那个将领后来在日记里写：“跟着毛主席，不是因为他会打仗，是因为他让我们明白，红军不是谁的私有财产。” 这种共识，让 1947 年的解放战争成了奇观 ——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没后勤没支援，靠的是 “党中央的命令”。 林彪的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军纪严明，没人把占领区当 “地盘”，因为全军都知道，胜利果实要交给党和人民，不是分给哪个将领。 1955 年授衔时，许光达三次上书要求降衔。这位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人物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够幸运了，不能再争荣誉。” 而当年国民党军队里，为了一个上将军衔，何应钦和白崇禧能吵到蒋介石面前。 两种军队的对比，早在 1929 年古田会议就定了调。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 “军事好，政治自然好” 的错误思想，明确军队要做 “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从那以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里，政治委员的权力始终高于军事主官，确保军队不会变成单纯的打仗机器，更不会变成个人的工具。 1973 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看到军队里有些不正之风，立刻想起毛泽东的教导。 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军队，从井冈山起就有个好传统，不是谁的山头，不是谁的势力范围。” 这传统，是三湾改编时埋下的根，是延安整风时浇的水，是无数像贺龙、彭德怀这样的将领用行动守护的本。 而毛泽东，就像那个种树的人，他没搞过个人崇拜，只是用 “为人民服务” 的信念，让军队明白： 握紧枪，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自己当 “军阀”。 这或许就是答案 —— 共同的信仰让军队有了灵魂，而毛泽东用他的智慧和人格，让这灵魂永远向着团结，向着人民，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