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为何从来没有出现 “军阀割据” 的情况?有二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人的影响。 1935 年遵义城的雨夜里,周恩来把一盏马灯推到毛泽东面前。桌上摊着红军仅剩的两份地图,一份被雨水泡得发皱,另一份画满了朱德批注的行军路线。 就在几小时前,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曾经掌握军权的李德被解职,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指挥核心。 有人私下问彭德怀:“这下咱们能按自己的打法干了吧?” 这位刚在娄山关打了胜仗的将军瞪了回去:“什么叫‘咱们’?红军只有党中央,没有‘咱们’‘你们’。” 这种意识的养成,要从 1927 年三湾村的枫树说起。 秋收起义后,部队只剩千人,士兵大多是国民党起义军和农民,夜里常有人扛着枪跑回家。 毛泽东站在枫树下宣布改编:“从今往后,连里要建党支部,班长也要学认字,咱们是为穷人打仗,不是给哪个大帅当炮灰。” 有个湘军旧军官嘟囔:“兵随将转,天经地义。” 毛泽东当即让他解甲归田:“红军的枪,要对准地主老财,不是对准自己人。” 那棵枫树下的决定,像在军队心里种下了根 —— 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从此再没哪个将领能把队伍变成私人武装。 1941 年的延安,贺龙在窑洞里摔了茶缸。晋西北根据地送来的军费报告里,有干部偷偷给自己留了 “特供”,被审计部门查了出来。 贺龙骂完下属,亲自去毛泽东那里检讨。“老总,你当年在湘西能拉队伍,现在怎么不搞点特殊?” 有人半开玩笑问他。这位曾让国民党忌惮的 “贺胡子” 板起脸: “当年是逼上梁山,现在是跟着党干革命。毛主席说要官兵一致,我贺龙不能搞例外。” 那时的延安,彭德怀的棉衣补丁比士兵还多,朱德在菜地种的南瓜分给伤员,没人把 “兵权” 当特权。 因为毛泽东在抗大课堂上反复讲:“我们的军队,是穿军装的老百姓,不是欺压百姓的军阀。” 对比 1930 年的中原大战,更能看清其中的差别。 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抢地盘打得尸横遍野,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只认军服上的番号。 而同一时期的红军,在井冈山搞土地革命,战士们家里分了田,打仗时胸前都揣着写有 “为工农解放” 的布条。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到华北华南敌后。 刘伯承的 129 师在太行山区,陈毅的新四军在苏南水乡,相隔千里却始终听令于延安,没有一支部队自立山头。 有次蒋介石想拉拢彭德怀,许以 “集团军总司令” 头衔,彭德怀回电:“我是共产党的兵,只听党中央的命令。” 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 “党指挥枪” 变成了所有人的自觉。 1943 年延安整风,有将领觉得自己战功大,说话带傲气,毛泽东找他谈话时没批评,只讲了个故事: “张国焘当年带红四方面军南下,想另立中央,结果队伍越打越少。为啥?因为他忘了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张国焘的军队。” 那个将领后来在日记里写:“跟着毛主席,不是因为他会打仗,是因为他让我们明白,红军不是谁的私有财产。” 这种共识,让 1947 年的解放战争成了奇观 ——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没后勤没支援,靠的是 “党中央的命令”。 林彪的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军纪严明,没人把占领区当 “地盘”,因为全军都知道,胜利果实要交给党和人民,不是分给哪个将领。 1955 年授衔时,许光达三次上书要求降衔。这位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人物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够幸运了,不能再争荣誉。” 而当年国民党军队里,为了一个上将军衔,何应钦和白崇禧能吵到蒋介石面前。 两种军队的对比,早在 1929 年古田会议就定了调。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 “军事好,政治自然好” 的错误思想,明确军队要做 “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从那以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里,政治委员的权力始终高于军事主官,确保军队不会变成单纯的打仗机器,更不会变成个人的工具。 1973 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看到军队里有些不正之风,立刻想起毛泽东的教导。 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军队,从井冈山起就有个好传统,不是谁的山头,不是谁的势力范围。” 这传统,是三湾改编时埋下的根,是延安整风时浇的水,是无数像贺龙、彭德怀这样的将领用行动守护的本。 而毛泽东,就像那个种树的人,他没搞过个人崇拜,只是用 “为人民服务” 的信念,让军队明白: 握紧枪,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自己当 “军阀”。 这或许就是答案 —— 共同的信仰让军队有了灵魂,而毛泽东用他的智慧和人格,让这灵魂永远向着团结,向着人民,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为何从来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情况?有二个原因,其中一个
锴锐说科技文化
2025-07-10 15: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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