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刑场的风突然停了，徐裴章垂着的头缓缓抬起，稀疏的白发下，那双曾算过无数账本的眼睛，此刻浑浊得像宿松县雨后的泥塘。 他看见送信干部手里的信封，边角盖着鲜红的地委印章，突然想起 1946 年那个暴雨夜，张体学染血的手指在他账本上留下的红印，竟和这印章一样刺目。 1946 年的雨水比刑场的尘土更冷。徐裴章正在后堂核对佃户的租子，忽听院墙外传来重物落地的闷响。 两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翻墙而入，其中一个捂着胸口，另一个瘸着腿，军装上的破洞还在渗血。 “我是赵辛初，” 胸口受伤的人声音发颤，“求你救张政委一命。” 徐裴章捏着算盘的手顿了顿，窗外已经传来国民党巡逻队的呵斥声，他突然对管家喊：“把后院柴房锁死，就说我染了时疫！” 那三天，徐家大院的烟囱没冒过一次烟。徐裴章把自己的狐皮袄撕成布条，给张体学包扎腿上的枪伤，药膏是从县城西医那里高价买来的，用三层油纸裹着才带进院。 夜里他亲自送饭，柴房的霉味混着血腥味，张体学攥着他的手说：“若能活过这关，必不忘今日之恩。” 他只是笑，把刚烙的饼塞进对方手里 —— 那饼里掺了红糖，是他小女儿最爱吃的，现在小女儿跟着太太回了娘家，院子里只剩他和这些藏着的 “麻烦”。 第四天拂晓，徐裴章把两人扮成商号的伙计，灰布短褂罩住他们没来得及换下的军装。 他亲自赶牛车，车辕上挂着 “徐记布庄” 的幌子，慢悠悠往城门晃。 哨兵拦车时，他掏出两块银元塞过去，笑着说：“给九江的老主顾送新布，耽误不得。” 银元在哨兵手里沉甸甸的，没人注意他袖口沾着的草药汁 —— 那是给赵辛初敷伤口时蹭上的。 送走人后，徐裴章在菜窖里埋了他们留下的手枪。铁盒子里还垫着他太太的蓝布头巾，那头巾上绣着的牡丹，被枪油浸得发乌。 管家劝他：“老爷，这事要是漏了，咱家就完了。” 他没说话，只是把账本里关于这几天开销的记录全撕了，点火烧的时候，火苗舔着纸页，像在吞掉一个秘密。 1950 年土改工作队进村时，徐裴章正在给葡萄架剪枝。领头的干部指着他家的青砖瓦房说：“这些都是剥削来的。” 他看着佃户们分走他的田地，把粮仓里的谷子搬空，没说一句反驳的话。 有人翻出他民国时在田粮处的任职文书，骂他 “帮反动派搜刮民脂民膏”。 他只是蹲在地上，捡着被踩碎的葡萄，那葡萄是张体学当年赞过 “甜过蜜” 的。 刑场边的老槐树上，有只乌鸦突然叫了一声。徐裴章听见县委书记念张体学的信。 提到 “柴房的霉味”“红糖饼”“蓝布头巾”，这些只有他们三人知道的细节，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紧闭的嘴。 他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管家挤过人群喊：“老爷！后菜园的菜窖里，真有您埋的东西！” 挖掘队在菜窖里挖出铁盒子时，夕阳正落在徐裴章的白发上。生锈的手枪零件旁，蓝布头巾的一角露出来，上面的牡丹还能辨认出轮廓。 张体学派来的人捧着这些东西哭了，说当年若不是徐裴章烧了地契账本，他们的藏身地早被搜出来了。 改判十五年的那天，徐裴章在监狱的墙根下晒暖。同监的犯人问他：“你救过共产党，咋还成了地主？” 他望着天上的云，像想起 1946 年的雨，说：“地是租过，可红糖饼也是真的。” 后来他在狱中管仓库，算盘打得比谁都准，狱警说他 “改造得好”，却不知他夜里总摸着床板下藏的一张纸 。 那是当年送张体学出城时，对方塞给他的字条，上面写着 “共产党人，言出必行”。 1966 年出狱，徐裴章回村时，葡萄架早没了，只剩个枯木桩。村支书让他去生产队当会计，他把算盘打得噼啪响，分粮时连半粒谷子都不差。 有人看见他给张体学写信，信封上的地址改了又改，最后还是没寄出去。 直到 1979 年，张体学的儿子来看他，带来一张老照片，上面张体学和赵辛初站在徐家大院的葡萄架下，笑得像个孩子。 徐裴章临终前，把那张 “枪下留人” 的信和蓝布头巾的碎片，全塞进一个陶罐。 他对村支书说：“埋在老槐树下吧，别让人知道。” 那年的槐花特别香，飘在刑场旧址上。 参考来源：安徽省档案馆藏《1951年镇反运动特殊案例处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