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行刑时，他已经绝望，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徐裴章对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徐裴章与革命的联系始于抗战初期，1937年日军入侵安徽北部后，徐家位于山区与平原交界处的宅院成为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落脚点。 当时新四军苏皖支队活跃于大别山区，徐裴章利用自己经商的便利，暗中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并在1939年大扫荡期间，曾用家中地窖掩护过三名受伤的新四军战士。 这段隐秘的历史，连徐家的佃户都不知情，在1940年春，徐裴章曾秘密向当地地下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然而不久后联络点被破坏，申请书如同他的革命情怀一样被深深埋藏。 但徐裴章并没有停止对革命的资助，在1942年还曾资助过地下党张体学购买急需的无线电器材。 1946年中原突围战役失败后，赵辛初与几名同志负伤撤退至宿松县境内，走投无路之际想起了其兄长曾提及的"讲义气的徐老板"。 徐裴章冒着被牵连的风险，为他们疗伤，还借助自己与县城商会的关系伪造了通行证，将他们安全送出，这一举动徐裴章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甚至没有用它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 当1950年土改工作队进驻宿松县，徐裴章被界定为"地主"成分时，安徽省档案馆里关于他的革命协助记录早已尘封，由于中原军区的部分档案在战争中丢失，张体学和赵辛初也一度不知徐裴章的处境，直到徐裴章的儿子向张体学和赵辛初寄去求救信后，他们俩才火速向上级报告徐裴章的革命贡献。 徐裴章在狱中度过的这段时间从不抱怨，每天认真阅读《人民日报》，还主动为监狱的文盲犯人讲解政策，他在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上写道："旧社会我是剥削者，新社会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已是莫大的仁慈。 获释后的徐裴章，选择在原籍五里外的小村安身，避开了可能的尴尬与仇视，合作社初建时，他主动申请担任会计，发挥自己的长处。 令人动容的是，1960年自然灾害时期，已年过六旬的徐裴章拿出珍藏多年的一小包银元，悄悄交给村干部用于购买救灾物资，并坚持不留名。 张体学后来担任湖北省要职，被誉为"布衣省长"，赵辛初则在省机关担任要职，两人在1962年共同为徐裴章案例平反复查提供了重要证词。 徐裴章的故事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却折射出那个时代中人性的复杂光谱，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革命与阶级的尖锐对立背后，人性的温度与选择才是真正值得铭记的底色，那封"枪下留人"的信，不仅救了一个人的性命，更拯救了一段被遗忘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