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黄家驹在日本摔伤去世，蔡澜前往为他操办葬礼，记者问蔡澜:“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为什么愿意出手帮忙？” 东京的雨下得绵密，蔡澜踩着木屐走进医院太平间时，木屐齿陷进湿漉漉的走廊地毯。 黄家驹的遗体盖着素色被单，露在外面的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磨掉漆的运动表 —— 去年在香港酒局上。 Beyond 乐队主唱曾举着这只表笑：“蔡生，等我们红到日本，就用演唱会收入给你买块金表。” 此刻表针停在凌晨 4 点 15 分，像枚凝固的叹息。 殡仪馆的和服女侍递来香，指尖涂着淡紫色指甲油。 蔡澜接过时，想起三天前接到的越洋电话，Beyond 的经纪人在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日语混着粤语，说不清楚遗体通关的手续。“ 日本媒体像苍蝇似的围过来，” 对方的声音透过电流发颤，“他们问家驹是不是吸毒过量……” 蔡澜当时正对着砚台磨墨，闻言把狼毫一搁：“等着，我来。” 记者会的闪光灯比雨还密。有个戴眼镜的日本记者举着录音笔：“听说黄家驹是在游戏节目中意外身亡，是否因为节目安全措施疏漏？” 蔡澜没看翻译，直接用流利的日语反问：“你家有人去世，会在灵前讨论这些吗？” 他的和服袖摆扫过桌面，把对方递来的问题清单扫到地上，“先让逝者回家，再谈别的。” 后排的香港记者突然鼓掌，掌声在肃穆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亮。 处理遗体的老和尚念着经，念珠在指间转出温润的光。蔡澜盯着墙上的往生牌位，突然想起 1988 年的九龙夜市，他蹲在路边吃鱼蛋时，听见音像店在放《大地》。 穿校服的少年们围着音响哼唱，其中一个举着 Beyond 的磁带喊：“这是我们的声音！” 那时他就觉得，这支乐队的歌声里，有种和他年轻时闯南洋一样的野劲。 帮黄家驹整理遗容时，蔡澜发现他口袋里有张揉皱的歌词纸，上面是《海阔天空》的手写草稿，“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那句，被圈了三个圈。 他想起自己 20 岁在东京留学，也曾在笔记本上抄过石川啄木的短歌，字里行间都是不服输的莽撞。 此刻把歌词纸抚平塞进遗体西装内袋，仿佛在给一位萍水相逢的知己，递去一封未写完的信。 记者堵在殡仪馆门口时，蔡澜刚送走处理通关文件的领事馆官员。 “您和黄家驹素无深交，为什么要亲自跑这一趟？” 麦克风快戳到他脸上，其中一个镜头还对着他和服上的家纹。 那是当年在横滨唐人街定做的，绣着 “义” 字。蔡澜摸了摸口袋里的随身听，里面是 Beyond 送的《乐与怒》磁带，昨天在飞机上反复听，磁头都快磨热了。 “你看这雨。” 他指着天空，雨丝斜斜地织着，“人在异乡淋雨，总得有人递把伞。” 他从西装内袋掏出通关文件，上面的印章鲜红，“我懂日语，认得这帮记者的套路，换个人来，家驹可能要被泼更多脏水。” 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声音，让翻译一字一句译给日本记者听：“Beyond 的歌里唱‘永远高唱我歌’，现在该换我们，送他体面回家。” 遗体抬上飞机那天，蔡澜在舷梯旁放了束白菊。机坪的风吹乱他的头发，露出鬓角新添的白发。 有个年轻的乐队成员哭着递来吉他拨片，说是黄家驹常用的那片，“蔡生，您留着”。 他捏着那片磨得发亮的塑料，突然想起王羽当年在首尔砍树被抓，自己也是这样捏着对方递来的烟，笑着说 “多大点事”。 想起成龙躲黑帮追杀时，躲在他东京的公寓里，啃着他做的叉烧饭说 “蔡生，你这手艺能挡刀”。 香港殡仪馆的挽联是蔡澜写的，用的是他最擅长的隶书：“海阔天空，此去经年仍有韵；音容宛在，再来尘世亦高歌。” 记者们围着他拍照时，他正给黄家驹的灵前摆上一瓶威士忌 —— 那是对方生前爱喝的牌子。 “非亲非故？” 他呷了口酒，酒液在舌尖发烫，“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非亲非故，不过是有人愿意把别人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罢了。” 多年后有人翻出当时的录像带，蔡澜在东京机场接受采访时，身后的航班信息屏闪着 “香港” 二字。 他说 “绝不能让黄家驹在国外受一点委屈” 时，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雨珠，像藏着一颗没掉下来的泪。
